浪尖上的环保

-何去何从

环境保护，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远点的吉林松花江水污染时间、厦门（什邡、古雷）PX事件、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近点的咸阳市环保局“天价罚款”事件、山东“临沂之争”、天津港爆炸事件，似乎环保从来都不缺新闻。现在的舆论场依稀存在这样一个现象：环境变差了，大家都骂环保局，说环保局不作为、没本事；环保局动手制止污染的时候，大家又骂环保局乱劈才、不顾大局、不懂音乐，弄得环保局很被动，很多环保战线工作人员“既流汗又流泪”，甚至于瞌睡都睡不好，常有“梦中梦到监管的哪个厂爆炸了而惊醒”的事情发生。但是，环境污染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环保部门应该怎么做，企业、个人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去想，最主要的还是要朝着我们想要得环境目标去做。

1.环境污染的成因

环境是泛泛的、环境污染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比如说污水，如果流污水的小河沟离你我很远，有多少人会去管？又比如说噪声，如果声源离我们很远，估计不是问题。只要不关我的事，环境再污染，我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吼两声，具体的不会太管，这就是所谓的“邻避效应”。一旦是污染源离我们近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周边的环境被污染了，要求解决。

污染产生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快速工业化，导致我们周围排污的企业数量、排污量、排污浓度上升，可能排放废水、废气、噪声、POPs等等。其中，废气是会直接刺激大家嗅觉、直接影响大家正常呼吸的，所以发现最及时、投诉最多也最准确；噪声一般具有持续性、区域性，对声源周边造成的影响较大，投诉常常涉及周边一帮人，且集中在离声源很近的周边；废水投诉主要是因为味、影响美观或者流入人家鱼塘造成经济损失。

产生污染纠纷的第二个因素是快速城市化及城市规划的不合理：某片区域最初规划的是工业区，可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张，加之工业区也可能不断扩地，导致居住区与工业区逐渐接壤甚至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距离上的拉近加大了工业与居住之间的矛盾，导致部分投诉居高不下、甚至是酿成群体事件。

三的一个原因是环境科技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需要，最明显是：环境科学不能明确解释某种污染物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害，有多大的危害，应该允许其在环境中以多大的浓度存在。这些问题的不到解决，没有让人放心的标准，那么民众就只有不让企业排污，至少不允许企业在我家门前排污。

四的一个原因是政府调控乏力。中国的环境保护欠了很多债，正处于一种“老账未还、新债又增”的尴尬地步。地方政府担负着发展的重任，要负责城市基础设施扩张、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保险等等，就不得不鼓励企业发展，多缴税多吸纳就业，那么企业一扩张就会相应多占资源多排污。环境保护作为“点刹”也好“急刹”也罢，与经济发展这个初衷多少是有点相违背的，是一个不合群的异类。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还不觉得，随便拨点人、财、物就可以打发环保部门低廉的要求而不会觉得是好大的负担，一旦经济像今年上半年这样低迷不振，那么一味廉价的环保就会成为明显的负担（经济上、心里上），甚至成为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临沂之争”这样的局面。

2.我们需要的和即将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现在，大家都说环境污染严重、我们需要一个清洁、干净、宜居的环境，但是我们想要的环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境，恐怕也不是很明确。是不是一点工业也没有、一点污染物都不允许排放才是宜居的？不排污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是人体健康的水平（理想的低污染），还是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一定的污染），还是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个水平（现在的高污染）？中国经济要发展，以现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科技水平，“世界制造工厂”的角色将会持续一段时期，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承接沿海一带转移过来的污染、能耗，那么污染的持续（暂且不说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3.环境保护该往哪个方向走

最终，我们可能要面临的是一个“有一定污染”的环境，既保障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又保证环境风险可控，即在现在的基础上遏制一部分污染。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3.1 堵漏洞（事后救济行为）

企业减排？作为污染直接产生者，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有了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是否能在提供社会所需产品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这个可能是今后企业综合竞争力重要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如果企业污染过于严重，那么其污染治理所需人力、财力以及行政成本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现在企业解决的方法大概有四：一是不闻不问、我行我素，二是托关系、找后门，希望监管部门高抬贵手放其一马；三是给周边利益相关者一笔赔偿；四是上污染治理设施。一、二是见不得阳光、根本走不通的；三是治标不治本，合理不一定合法；四是合法合规，但是运行成本很高且周边居民不一定买账。

法律高压？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布局、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监管的通知》、环保部按日连续罚款、查封扣押、行政拘留以及最高法关于环境刑事案件审理的规定，都从制度上严格了环境监管，促使环境监管部门像污染宣战、严格执法，用法律的高压打击违法排污行为、遏制环境污染。

民众监督？随着通信设备、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自媒体、电子问政出现，民众环保监督方式、渠道、时效性得到长足发展，电话、短信、微信、微博都成了环保监督的阵地，违法排污行为、主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都随时有可能被曝光并引发巨大关注，舆论对企业和主管部门都形成了有效的约束。

3.2 疏源头（事前预防）

先污染后治理、重典治污、全民监督都是在污染形成后再“堵”污染，治标不一定治本。最好的办法是不产生或者少产生污染，在生产的全过程“消耗”掉污染（产业生态学在此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针对单个企业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转到“干净”的行业或者就地施行清洁生产改造，但是转行也不是那么容易，转了企业不一定就做得走，另外清洁生产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技术支撑。所以，转又转不好、不转又不行，单个企业已经步入了一种环境保护困境。针对国民经济系统来说，不管单个企业怎么转，整个系统终究有轻工业、重工业，不可能以全部都调去做污染小的轻工来减少污染，要环保，那么必须在面上要求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保护环境。

总之，堵也好疏也罢，环境污染不是一时半会形成的，污染治理也不会一蹴而就。想要将跑偏了的环境扳回正轨，光靠环境监管部门一家之手是扳不动的，因为“污染”这列火车太大、驾驶员太多、利益交织太复杂，只有想办法堵疏结合、预防为先，解决旧账、压住新帐，才有可能获得理想的宜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