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委老干部局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征文活动中。本人写了一篇题为“70年人间巨变 40年日新月异 利用优越条件 努力回馈社会”的文稿。最近10年对社会的回馈，主要是医疗和健康方面。特别是提出健康新定义，创立健康学。现在分两次发表于此。

解放前，我老家先是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接着是八路军和日寇的拉锯战，我家和很多人一样，挣扎在生死线上。到解放我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8个，只有我的命大活了下来，(我还有个健在的弟弟是解放后生人)。现在若一家有7名小孩死亡，可能吵得全国都能知道，而70年前，我的7个兄弟姐妹死去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是共产党、新中国，使我长大成人，还上了大学。

建国70年，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小时候主要的取火用品是火鎌和火石，有条件的再用蘸有一点硫磺的小木棍(叫取灯)引燃，后来才有了火柴(洋火)。童年时我拉过播种后压土的砘子，使用过防止性畜随意吃东西的牛嘴笼。庄稼收到家，北方拉着石磙压、南方用链杖打来进行脱粒。靠人力用辘轳从井中汲水浇地。我还亲自动手制作过风箱、老鼠夹子等等，现在年轻人可能见都没有见过。

70年前，我们那里往地里运送农家糞都是驴驮、人担，我有个叫范保廷的远方伯伯(他爷爷和我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让驴驮两小篓，他挑两筐跟在后面。在距目的地不太远时，驴累的倒下起不来了，他只好先把挑的两筐送到地里，再把驴驮的糞挑到地里。从此他得了个“气死驴”的外号

70年后的今天，与我小时候相比，说人间巨变，一点也不过份。

再说近40年，特别是18大以后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家有目共睹，我只提与我关系密切的几点：

1981年，我的工资在16年固定不变后，终于从56调到62元了。即使扣除物价因素，对于一年全国仅毕业10几万、已经工作16年的正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之低，现在很多人也是难以想像的。而我现在的收入与当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像我这样学电子学的有些人，40年前也不相信能够每人有一部手机。原因是没有想到数字技术的威力。当时都是发射模拟信号，一部手机就是一个电台，就要占用一个频道。即使有钱建那么多电台，也没有那么多可用的频道。没想到短短30多年的发展，我国手机的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人口总数。

1980年代，搞科研查资料还是到图书馆查书刊，再把有用信息记在卡片上。不仅速度慢，也很难把重要资料都查到。而现在，计算机上一点，重要资料全都看到。那时用笔写文稿，不仅慢，而且改过2遍就很乱。而现在用电脑写文章，写的快，随时可以加以修改和编辑。

下面介绍一些自己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在最近11来年为社会做得一些事情。

2008年突发奇想，写了一篇“我对弘扬中医的几点想法”，竟然当年92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老教授(今年初去世)和卫生部副部长、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看到后都给我写了亲笔信表示赞同和鼓励，此文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

2009年，在天津老科协征集、出版的《科技论坛文集》中，刊登了我写的“一种健康医疗新模式的初步设想”的文章，提出了一种简称为“健康3X”的健康医疗新模式。

由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文元、万国权、阿不耒提　阿不都热西提，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等50位领导、学者、各界名人组成的中国国学院专家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国学专家经典文论”中刊载本文，并荣膺“国学十佳贡献奖”， 发给金镶玉奖杯。被聘为“中国国学院特邀荣誉编委”。还给单位发函说：“该同志为您单位及贵地区赢得了殊荣”。

此文还在2010年《天津科学年鉴》上做了介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