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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民工子女学校“华奥”、“春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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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天空下的孩子 |
| ——北京农民工子女学校“华奥”、“春蕾”纪实 |
□本报记者 肖洁
“华奥学校”—— 一个容易让人想起奥数、特长兴趣等关联词的校名。一般这类学校位于闹市，门口停满家长的车。
但实际上，华奥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静静地藏在北京石景山区焦家坟一片老旧的小区里。除了语文数学这些主课，那些与特长兴趣挨边的课是没有专职老师的。
该校称其办学理念为：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华奥孩子的快乐科普日
5月18日，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苑支教社的志愿者一起，《科学时报》记者走进这间学校，参加北京科技周的一次活动。
校内有一幢灰色的四层教学楼。一楼的化学实验室里，志愿者们主持的环保知识竞赛正在进行。
“这个标识我看到过，垃圾桶上有。上面的图案是不可回收，下面的图案是可以回收的！”一个孩子正在抢答志愿者的问题。
在得到肯定的评价后，小伙伴们激动地给他鼓掌。
“你们三年级的要争气哦，能不求助尽量不求助。”一名七年级的男孩郑重提醒身后同一小组的师弟。
这是一场三、四、五、六、七、八年级各派代表混合组队参加的知识竞赛，中科院的研究生们特意设计了针对不同年级难度的考题。
之所以有七、八年级，是因为华奥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包括，还有托儿所。
这所私立学校创办于1997年，全部招收进城农民工子女，2004年获得政府办学许可证。目前在校生为900人，其中小学生600多人，中学生200多人，其余为托儿所小朋友；全体教职工有44人。
楼里的计算机室是铁将军把门，提示说“因为维修而停止使用”。
三楼的一间教室分外热闹。
“亮了！亮了！老师快来看！”一个男孩子兴奋地叫着。
原来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上物理课。孩子们四五个一组，兴致勃勃地研究着小灯泡、电池和电线。
“大哥哥大姐姐们每个星期都来，他们上的课挺有意思的。”一个叫王玥的小女孩告诉记者。
支教社的王泽东告诉记者：志愿者除了给孩子们上课，上课所需的材料和教具都是自己准备。
科苑支教社已有好几年的历史。经常参与支教社活动的同学，现在已达近200名。“2011年春季学期我们共有24名志愿者固定负责华奥1～9年级22个班的副科课程。每周一至周五上下午均有志愿者前去华奥支教。”科苑支教社的社长姜政伟告诉《科学时报》。
来到操场上，记者看到孩子们分组让报纸粘连而成的“履带”向前运动。这是研究生院生命学院的志愿者设计的青少年心理团体辅导，即素质拓展活动。志愿者们已经提前排练了三次。
斑驳破损的水泥地操场上，参与着拓展训练的孩子们兴高采烈。
每年六一，科苑支教社都会帮助华奥组织运动会。中科院研究生院团委的老师王静说，学校非常支持志愿者的行动。“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也很想帮助这些农民工的孩子。”
即将关闭的春蕾
而华奥的条件，相对于其他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
石景山区刘娘府的春蕾小学，就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用砖砌墙隔出一间一间的教室。一间教室30人，就是一个年级。
春蕾小学，是中科院研究生另一个固定的支教点，也是最早的一个。
支教社前任社长杨辉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春蕾小学的场景，面对旧厂房改造成的教室，残缺不全的黑板，拿着800块钱工资依然坚守在岗的老师以及孩子们充满渴求的眼神，他说自己有种时空颠倒的错觉：“这是在北京吗？”
姜政伟说：“冬天去支教，赶上暖气不好，我感觉自己的脚趾头没多久就冻僵了。春蕾的孩子好多都有冻疮。”
与华奥不同，春蕾没有取得北京市正式的办学资格。它是2000年建起来的。
“当时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要交很多赞助费和借读费。最少一个学期2000元，而且一次性交6年。这对于民工家庭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公立小学一层层的面试，考孩子的水平，也看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和家庭的经济情况，最后根本轮不上农民工的孩子。”春蕾小学的校长王从智说。1996年他从徐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教中学，后来创办了春蕾小学。
开始时春蕾小学每个孩子交400元作为一学期学费，现在是600元。“另外，公立学校中午吃饭，一顿饭至少要交8元，春蕾小学是4元。”王从智说。
王从智对于中科院研究生的支教评价颇高。“他们都是研究生，与一些本科院校大一的支教者比较起来，受教育程度、生活阅历、做事的认真态度都更胜一筹。”
今年六一，支教社也会帮春蕾小学举办运动会。但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春蕾小学马上要彻底被关闭。
“我们这里要搞开发，正在拆迁。除了三所学校，周围已经都拆光了。”王从智说。
王从智去其他地方找过办学场地，都因租金过于昂贵而放弃。
那么，孩子们何去何从？
王从智估计了一下。三所学校大约共有一千六七百名学生，由于拆迁，大部分农民工家庭被迫搬走，实际可能还剩下四五百名学生。
“教委说会统一安排剩下的这些孩子进入公立学校。”王从智说，“这次孩子们也许能借这个机会入学吧。”
而据报道，一些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在得知学校要大批招收农民工子女后，纷纷把孩子转出原来学校。而一些农民工孩子也担心进入新校后被歧视。
志愿者眼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
除了华奥和春蕾，天通苑的东方红学校、海淀区的振兴学校、石景山区的田村社区学习活动中心都是中科院研究生在北京的支教点。中科院为研究生的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些项目资金。
姜政伟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经费不足是农民子弟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学校需要支付房屋租赁费、教师工资等各项费用，国家的财政补贴不能满足需要。以华奥为例，收入主要来源是学费，其他资金则来自慈善组织。
“在华奥，教师每个月工资为1000元，加上加班费和补课费，不会超过1400元，由于无力支付更高的工资，教师的流动性比较大，最终不利于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长。”姜政伟说。
学生的流动性大也是问题。进城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导致其子女就学地点不断变更。据支教社统计，华奥平均每年流动学生数量占固定学生数量的1／3，大约为200～300人，最近两年该比例下降为1／4。
“相比公立学校而言，农民工学校在英语和计算机课程上比较薄弱。华奥的计算机课程今年就没有开课。”姜政伟说。
“这些学校的学生知识面窄，老师都反映学生都很聪明，但相比公立学校的学生，他们课外知识涉猎少，很少有人会用电脑，缺少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志愿者对于很多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也表示担忧。他们曾经问过孩子们，如果作业不会做怎么办？“抄作业”是很常见的回答。
由于学生的副课课本是循环使用的，学生不能在课本上做任何笔记，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课本。当问及喜欢哪类课程时，更多的孩子选择主课，只有少数几个学生选择体育、音乐、美术。
孩子的家长们能力有限，无法支付额外的费用来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这与城市孩子兴趣班多得上不过来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会在初二时返回家乡上高中，再考大学；一部分学生会在北京读完初中，继续读职中或者技校。姜政伟介绍说，后者所占比重较大。
为了更直接地帮助农民工的孩子，支教社还发起了“一帮一”活动，让志愿者与特困儿童结对子。
“尽管此项活动要求至少每周通信一次，每两周要去看望一次孩子，要持续一个学期，但很多志愿者都能坚持到底。”中科院研究生院生命学院的孟超说。他表示，在科研和学习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能坚持支教，也不容易。
而志愿者们认为，“一帮一”让他们深切接触贫困家庭的现状。
支教社成员白秀峰说：“很多农民工不太重视孩子的教育，一些孩子可能读完初中后就退学，或者比这更早。那时候这些孩子能做什么？走父母的老路？甚至可能还不如父母？这些事情孩子们早晚要面对，这个社会早晚也要面对。”
《科学时报》 (2011-06-01 A3 科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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