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科学网上讨论基础研究的意义的博文两次被头条置顶，读罢觉得却没有挠到当前痒处，在此发声以期引起有职责或有兴趣研究基础研究资助政策的高手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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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到如今，定性地说基础科研的社会意义已经没有成气候的异议。值得讨论的是将各个国家（或仅仅中国）对待基础研究的政策放到当前诸多相关问题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对于基础研究的意义及其相关政策的阐述应涉及人们（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一些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定性地陈述它的意义。

     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少，其中包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规模和投入应如何限定。具体地说，一个国家，或曰中、大规模的国家，需要大致多少人成为专注基础研究的职业科学家？职业科学家之间的生存竞争需要限定在怎样的水准，才能较好地避免今天这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局面，使职业科学家在为个人升迁和生计之余，拿出更多的精力思考科学问题，以对科学的热爱和责任心从事科研？

     除了财政投入外，国家还需要形成一定的非行政指令的机制，使作为科研人员训练基地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

     高考是我国特有的下层民众进入管理阶层的通道，其公平性具有神圣的意义。但是，科研作为谋生职业的泛化，使得本来应有专业素养的科研活动高考化。我国的绝大多数青椒实践中的科研已成为制造指标完成个人升迁的高考心态驱动下的非科学实践，保持基础科学家追求科学真理所必要精神贵族心态几近无存。科研大众对于其内部评价指标的公平的耿耿于怀正在通过制造只有评价意义，没有社会效益的数据蚕食着资助基础科研的纳税大众本应享受的公平。

     当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点应该不错：基础科研的规模（包括人数和资金）大到一定的程度后，会引起泛化，使得基础科研的社会综合效益（包括正面的6项和反面的浪费及学术风气恶化）随资助范围扩大反向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