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陆续接待了两位美国客人，一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罗塞尔·巴纳德教授，另一位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著名人力资源开发专家雅各布斯教授。二位教授应学院省人文社科基地邀请，前来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与二位闲聊的过程中，我一直追问他们一个问题：写文章到底写给谁看？而他们给我的答案很一致：不要把你的每一位读者都当做专家！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读译作中经常碰到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况：整本书、整篇文章充斥着令人纠结的“专业术语”，没有一句话像是正常人说的话。那到底是谁不正常？是外国作者不正常，还是我们翻译人员不正常，或者是我自己不正常？六年的英语专业使我有一些起码的判断力：我们的人文社科翻译是有些问题的。

   前几天刚驾鹤西归的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奠基人、著名教育学家王承绪教授，曾经组织翻译过一套高等教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经典著作汉译高等教育系列。这些译作确实让人开眼界，但是若论翻译水平，真不敢苟同。也许那个材料紧缺的时代容不得进一步的加工，需要各种“工程”多快好省地搞翻译、搞创作。读这些书很锻炼人的思维，因为一句话要看好几遍才明白什么意思。文字俨然只是符号，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即使你认识了每一个字，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且容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原文可能晦涩难懂，但逻辑却未见不合理。懂不懂是一回事，翻译水平高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夸奖一个人时首先是说他“态度认真”，仿佛只要态度认真了，其他一切瑕疵都可以掩盖。我以为，技术问题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技术问题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技术和道德层面的说教更为重要。自然科学技术解放了生产力，而社会科学技术在很大层面可以变革生产关系。正如波普尔所言，自然科学重在“短期预测”，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预测未来”。杨叔子院士曾说，自然科学决定一个国家的现在，而人文社会科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出版者应该有一种历史的担当。

   中国人太热衷于制造“概念”，而很多博士论文中的概念界定都让人摸不到头脑，茫茫然不知所云。我们的概念往往被人为扩展，最后集中到“功能”和“建构”上。正如李约瑟所言，中国人太讲求实用，很多发明仅停留在“发现”阶段。而外国研究者更注重从本体论上探求一概念及其逻辑关系。哪种更有深度呢？

   现在“出版热”确实热了好多年，阿猫阿狗都可以写书、翻译书。认识几个单词、几个字母的一样可以搞翻译，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吃进去别人的翻译然后吐出自己的理解，一样可以成为“再版翻译”。可是，这样味同嚼蜡的学术贡献真的有意义吗？

   与其如此，莫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