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没有等级和高低，文明却有先进和落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是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和艺术的集合，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应该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但是文明却是一个国家的成就，是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包括科技、法律、制度、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发展。落后的文明通常表现为野蛮和专制，对内强调统治者的权力而忽视个体的人权和自由，对外则采取侵略和扩张的手段，动辄武力相向。相反，先进的文明更注重人权和自由，以民主、法治为基础，通过竞争，谈判和妥协解决国际问题。

达尔文世界

如果把欧亚大陆比喻成一个世界村，那么，1648年以前的世界规则是达尔文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常态，强者可以无需理由的掠夺和征服弱者，战争，侵略和屠杀无处不在。不断循环的强弱异位，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悲剧和灾难。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农业的零和博弈特征：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在特定的技术背景下是稳定的。农耕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和指数增长的人口，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土地矛盾。一部分人占有更多资源，则意味着牺牲另一部分人。对于中亚以西的民族，为了维持生存，部落或国家往往采取对外扩张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而这通常需要通过战争、征服和屠杀来实现。而对于中原这片广大且封闭的农耕区，人民不得不承受几百年一次的治乱交替。人口饱和带来土地兼并和行业内卷，官员腐败，党派斗争等问题逐渐明显，社会矛盾激化、统治成本增加，最终以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方式完成社会秩序的重整。

达尔文世界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混杂少量的商业和工业，以生物能（人力，畜力）为主要能量来源，世界总能量在数千年里始终维持在小于10TWh/day，世界人均GDP徘徊在500美元/年（以1990年标准元计量）。生物的输出有上限，这个上限基本限制了生产效率的上限，为了突破这个上限，人们发明了机械动力，比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它依然有上限，比如，牛耕的效率基本限制了单位土地上农业产出的上限。这个上限突破不了，我们就没办法让文明继续升级。再比如，马的奔跑速度限制了信息的传递速度，而信息的传递速度限制了帝国的疆域。一旦帝国疆域过大，就难免因为信息的传递不畅导致无法维持有效的行政管理，最终分崩离析。欧亚大陆上曾经面积最大的蒙古帝国，仅仅维持了两代人的时间。一旦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破裂，帝国就会土崩瓦解。

如果说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大学时代，那么达尔文世界就是人类文明的小学时代。这个时代时而迸发出智慧与辉煌，时而充斥着愚昧与落后。文明强大的时候人才辈出，思想活跃，百姓生活富足；文明衰落的时候朝政凋敝，思想禁锢，人民饿殍遍野。每个文明都有其特色，也有其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和高光时刻。达尔文时代的欧亚大陆，很难说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个超越于其他地区的强势文明。这个时期欧亚大陆上存在过的多个文明，比如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等，都有过其独特的辉煌和历史，也有过其不可避免的低劣和野蛮。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整体处于蒙昧，未开化的状态。如果把欧亚大陆上的诸多古代文明比喻成一群小学生，文明间的差距不过是：有时你的语文成绩好一点，有时我的数学成绩好一点。纵然有些天才少年偶然窥探到真理的一丝光亮，这种偶真知灼见也被埋没在了整体民众的蒙昧之中。

在古代欧亚大陆这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华文明的特点在于其独一无二的庞大人口和财富积累。这使得中国在帝国时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GDP产出。但是同样需要认识到，中国的人均GDP在多数时间里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这并不奇怪：多余的粮食产量总是被增加的人口所稀释，而不是用于改善个体的消费力。中华文明有时很优秀，但也不是特别突出的优秀；在某些方面看似低劣，但也不是特别突出的低劣。在我们感叹中国古典医学博大精深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古代阿拉伯医学典籍同样汗牛充栋。当我们嘲笑持续千年的太监制度时，也不能忽略同时期的欧洲人制造大量阉伶充斥教堂唱诗班。过分的自负和自卑都是不可取的，何况这种‘优秀’与‘低劣’只是小学生层次内的‘优秀’和‘低劣’，以远远进步的现代文明视角观看，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霍布斯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开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国际关系的时代。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开端，这个条约规定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基本原则，为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1648年到1945年，是国际法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一个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体系逐渐从零和博弈转向了合作共赢的方向。一方面，强国仍然可以通过武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但是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制约也越来越严格，强国不再能够像以前那样随意行事。另一方面，弱国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例如联合其他弱国、寻求外部帮助等。

霍布斯时期这是古代到当代的过度阶段。能源结构从生物能逐渐过渡到化学能（煤和石油），世界总能量消耗从5TWh/day增加到30TWh/day。发达国家的GDP的来源从农耕和游牧逐渐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世界人均GDP增长到大约2000美元/年。与农业的运行逻辑不同，工业和服务业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存在一种‘正反馈机制’，产值可以通过“生产促进消费，消费扩大生产”的机制持续放大。这种变化可以从世界能源总量的时间图上看出。世界能源的总消耗量，基本上以工业革命为节点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基本保持水平，千年内没有显著增长，只是静态的周期起伏，而工业革命以后，曲线迅速上升并且速率持续增加，至今没有减缓的迹象。

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被称为“西方国际体系”，又称为“霍布斯体系”，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著作《利维坦》中的国家理论。霍布斯体系，既保留了一些野蛮时期的行为，比如殖民地和贩卖奴隶，同时，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也逐渐萌芽，最终在二战之后成长为参天大树。政治上，自由，民主，人权逐渐得到认可，国际关系从纯粹的达尔文主义进化为以条约和国际法为辅助，以实力为主导的‘霍布斯’模式，并最终进化到二战以后的威尔逊体系。

让我们回到这个时代的初期，如果把那时的世界比喻成一个村庄，古代文明就好像一个个手拿石头和棍棒的村民家庭。村庄本身处在没有秩序的蒙昧状态。终于，几名居住欧亚大陆一端的村民，灵光乍现，学会了用刀杀人，之后会发生什么？霍布斯时代的初期，欧洲列强正好比‘学会了用刀的村民’，他们依靠强大的武力发动战争，贩卖黑奴，掠夺全世界的财富。今天的我们，一方面，要谴责过渡时期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灾难和伤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这种罪恶的源头在于人类社会本身脱胎于一个野蛮的，没有秩序的游戏规则。当旧有的游戏规则无法适用于新的技术，这些“先富起来的国家”自然占尽了便宜，成为了殖民体系中的胜出者。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的游戏规则和世界体系也在这一时期逐渐酝酿与成熟，最终在二战之后成长为参天大树。

最先尝试建立新规则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试图建立一个两级化的世界体系，1819年的维也纳会议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在英国设计的世界体系中，欧洲列强是一级国家，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利，列强俱乐部成员之间遵循特定的战争规则：战争前要正式宣战。战争中不能屠杀平民，不能虐待战俘等等。很多现在公认的原则都是在那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而更广泛的‘未开化国家’则被看作是列强的从属，必须服从列强的意愿，并被迫向列强提供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对于未开化国家，上面的战争规则并不适用。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欧洲列强通过实施殖民主义政策，掠夺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同时对被殖民地进行文化和身份上的剥夺。

中华文明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正是在霍布斯时代的后期。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太能分辨西方世界中先进与落后的部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常常把西方列强中英美，德法，俄日的战争目的混为一谈。西方文明时而表现出经济，文化上的先进性，时而又表现出侵略与掠夺的野蛮性。而对于当时主导世界的英国来说，中国处于‘文明国家’与‘未开化国家’的交界处，对中国的态度往往依据中国的官方反应反复摇摆。这种不协调与不信任，造就了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近代中国，始终在学习西方与排斥西方之间摇摆。

威尔逊世界

20世纪初，随着美国的崛起和实力的增强，美国开始尝试着打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威尔逊体系的命名来自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建立一个以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推动的一系列倡议和政策。虽然威尔逊的理念在当时因过于超前而没有实现，但是这一理念最终在二战之后得以推行，并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威尔逊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旨在通过多边主义、协商和合作来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英国的两级化世界体系不同，美国所推崇的国际体系是基于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所有国家都有自主决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

在威尔逊时代，能源结构以化学能与核能为主，世界能源消耗量高于100TWh/day，并且至今仍持续上升。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GDP的组成大约是60%服务业，30%工业，10%农业。世界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达到了2020年的1万美元/年。国际关系遵循以国际法为主，以实力为辅的‘威尔逊’模式。同时，威尔逊的世界是差异化的，现代化并未在世界各地同步进行。上面的阐述只适用于文明世界。所谓文明世界大致是完成工业化，并且遵循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国家，比如欧美，日本，澳洲等。这些国家大致主导着当下的世界格局。与文明世界同时存在的，是还处在霍布斯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和达尔文时代的不发达国家。

在威尔逊世界中，普世价值得到普遍认同。所谓普适，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与信仰，国籍，性别无关的价值观。孟子在《告子上》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段‘性善论’的阐述，在我看来就是对普适价值的最好诠释。打个比方：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掉进井里，一定会产生同情之心，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救出来。这个就是善端，是普适价值。可是，当你走进一看：靠，日本小孩！不救了！后面这个就不是普世价值了，因为这个对日本人的仇恨是后天教育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换成其他国籍，其他文化的人，就不一定能够和你产生同感。

威尔逊世界以自由市场作为基本动力机制，以保护基本人权和私有产权为价值观。文明国家是世界秩序的立法者，而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则作为世界秩序的司法者存在。其对外的暴力行为，一般情况下呈现为警察力量，对大家（这里仅限于文明国家）公认的规则进行维护和执法。一旦某国发生了反文明的行为，比如大规模屠杀本国平民，种族灭绝或种族清洗，支持或袒护恐怖主义或者武力入侵其它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就会以维护世界秩序为由进行执法。如果说达尔文世界好像丛林法则的地球村，霍布斯世界好像两级化的列强俱乐部，威尔逊世界体系则更像现代职场。大国可以党同伐异，小国可以合纵连横，美国可以向欧洲各国派遣间谍，欧洲也可以组成联盟向美国商品征税。这些都是游戏规则之内的博弈，也都是允许的。只不过，相比于霍布斯的世界，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多出了一个道德底线：竞争要采用公认的文明方式。一旦有国家越过底线，文明国家必然群起而攻之。

威尔逊体系并非毫无争议，尤其是关于其对世界秩序的构建和维护方式的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它主要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并且过度强调了多边主义和合作，忽略了国家主权和实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以强力干预为手段的世界秩序表示担忧和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削弱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对现有的世界体系，态度是暧昧的。中国认可和支持威尔逊世界体系所倡导的一些原则，例如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和平共处等。然而，中国也对威尔逊世界体系存在很多批评和保留。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滥用国际力量，干涉他国内政，导致了主要的国际冲突和动荡。当代中国，同时存在‘融入现有的世界秩序’与‘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两种声音。这种迷茫，可以看作霍布斯时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矛盾心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