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点作为“大师傅”的、有些“外娇里嫩”的陈安感兴趣的事情：钱学森和于光远谁更靠谱？

本是清华学物理的于光远，年轻弃理从政，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N年后文革前，官至国家科委副主任，期间于很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就在于光远清华毕业的1936年头一年，曾短暂以清华王士倬教授为师的钱学森，挟庚子赔款，远涉重洋，来到 MIT 读硕士。

两个初始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清华有缘人，改革开放后，因为特异功能相遇，短兵相接了。

钱和于的观点可以这样描述：

用老百姓的大实话来说，于认为特异功能呀，什么耳朵识字都是胡扯，且文绉绉地说：“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神”的话语“布道”般说，钱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就是 truth，且科学绉绉地说，这些现象隶属于人体科学，应该立项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中国人于此一定大有作为。

现在从结果上来看，于光远是对了，因为再没人相信耳朵识字了。

马列主义信徒的于光远怎么就说对了呢？我的部分答案是：他宗教般蒙对了；三段论信徒的钱学森怎么地就错了呢？我的部分答案是：他科学地信错了。

是什么使得两位大师，对待特异功能，有如此这般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在细读张纯如的钱传后，我一不小心找到了答案。钱学森曾两次在 MIT 学习和工作，钱在 MIT 的经历就注定了他对“人体科学”探索般的态度。第一次在 MIT 是以学生身份，因为不擅长实验或实验不成功，以及传说的博士前必须的实习经历，他离开了 MIT，转投 Caltech；第二次，十年以后，钱学森“英雄般”以副教授身份凯旋而归。钱的 MIT 的经历对他“三观”起到了什么作用？第一，钱在MIT向李耀滋（下面会看到也应包括维纳）学习了自动控制技术，科学网何毓琦老先生那里有对李耀滋的介绍，以后有机会再聊李；第二，钱在 MIT 一定是学习到了冒险和探索精神，这可以从张纯如的如下中文版文字看出来：

   他一度希望师从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伟大的数学科学家，但他的教授们（注 1）按照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鲍勃·萨默斯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科学家倒不如说是探险家。”一位科学史评论家这样写道：“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家是像爱迪生那样的，而不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

这里探险家，张的原文用的是“冒险家和探索者” adventurers and explorers。无论钱在早期是如何不喜欢MIT，我们都不能不说：MIT 教授们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也一定影响到钱学森，正是这探索精神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后来钱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态度。另外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是，张纯如上文提到的“伟大的数学科学家”，我猜一定是著名的“控制论之父”N. 维纳，或许钱后来的著作“工程控制论”都是受到“天马行空”般维纳的影响，比如书的标题是控制论 Cybernetics 而不是 Control 等等。钱对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的偏好某种程度地，反映了一些控制论或自动控制理论者对“智能”的喜好，如维纳书的题目：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于光远蒙对了，原因是他幸运，是拿来主义的结果；钱学森看法错了，原因是命运，是探索精神的使然。无论谁对谁错，对中国人科学精神的培养都是有益的，实际上，正是他们的争论，多少地弥补了中国人错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两位大师相继而去，他们的批评精神永存，正负能量永恒。

注 1 我仔细看了原文，这里“教授”应该指的是 MIT 航空方面的教授，就是钱的老师们，应该不包括那位伟大的数学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