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接到电话，说，从现在开始，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外出离开所内，均要经得导师的同意，向单位人事处请假批准后方可出行。我问原因，说的比较含糊，大概就是国内接连有学生意外身亡的事情发生，所内高度重视，故出此政策。

第二天早上起来，科学网头条新闻，中山大学博士生感冒就医不治身亡。细看新闻内容，医生在对他检查后认为他的内脏诸多器官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需要转院。然而还未来得及转院即逝去。我在想，为什么他的内脏诸多器官存在严重问题，而先前却什么都不知道？假若他先前得知自己身体存在严重问题而及早就医的话，是否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我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会例行体检的，难道中山大学就没有过例行体检吗？还是体检了没查出问题，亦或是他的内脏是在短期内产生严重问题的？当然，这些问题都已毫无意义了。

事实上，早在林树标身亡于野外工作后，本人就对生命有过一些思考。当时似乎还有几个人认为我在哗众取宠。对于那些与我们年龄相仿学业相仿的人的逝去，无论我们怎么漠视这个世界，在内心深处，总会有不少的惋惜。逝者自然逝去，生者却要因逝者而概叹。

上一周，所内组织了在职人员的健康体检，我不太清楚，似乎对于在职人员，每年都是有例行体检的。有学生在内网上开始吵吵，抱怨为什么不给研究生们安排例行体检，说学生尤其是做化学和药物的学生，整天泡在实验室，和各种有毒有害试剂相伴，谁知道他们的身体会不会受到毒害呢，为什么体检的都是领导，为什么不重视学生的健康、不重视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人的健康？

抱怨的结果，所内给出答复：体检费太贵，并且调查对比了相关兄弟单位，均未有为学生提供体检的做法。

想起来，我进所也已经快五年了，除了录取前的例行体检外，再没有任何体检。前个月在球场打球，没打五分钟，突然休克，醒来后我决定要去查查身体，可是后来因各种事情，耽搁了。到现在，我不确定自己身体是否也存在严重问题，是否下一个意外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于所内给出的理由，我本来很想也去抱怨几句，其它单位没有为学生提供体检的，我们就不能吗？我们什么都要跟着别人后面吗？难道说，每个月乱扣水电费，也是因为别的单位同样乱扣职工水电费，所以我们也要学着他们乱扣吗？关于水电费，不想多说，这个事情已经被无数学生和职工反应了一年多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是解决不了还是根本无人理会这个事情，不得而知。

我常常想，假设若干年后，我也成了某个单位的领导（哪怕只是部门领导），我会不会去关注我的职工们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状态？比如，我自己健康了，我会不会想去知道我的职工们是否也健康？比如，我的单位搞集资建房，尽管我已经不愁车不愁房甚至我还有几栋别墅，我除了还是要拿我能拿到的购房名额（大家都知道，某个单位的集资房，除了少部分老资格人员能拿到名额，很多普通职工是拿不到的，因为集资房并不是根据职工是否已有住房来确定名额的），然后转手卖给他人从中赚几万块以外，我是不是还会去问问我的职工们是否已有个安定的居所，是否不再被房东追着要房租，是否不再为还房贷而省吃俭用呢？

作为学生，我们的条件相比于很多大学来说，已经很好了。关于体检费贵的问题，我想，我们也是能够承受的。我想抱怨的原因仅仅有一个，那就是，为什么别的单位没有实行的好政策，我们就一定不能实行。

国内学生意外身亡的事情每年都在发生，并且呈上升趋势。奇怪的是，各个大学各个医院，在事故发生后，几乎没有哪一家回过头来反思自己有哪些政策上的不恰当，而是都在互相踢皮球。我想起大四的时候，得了急性阑尾，不能动弹，舍友先背我去校医院，校医院说治不了，舍友说送我去其他医院，值班医生说，去可以，但是是周末，我们办不了转院手续，出去了一切后果自负。现在想起来，假设当时我得的也是严重疾病，假设我“一切后果自负”地去其他医院后死了，学校和医院又将会上演一幕如何精彩的点球大战。

抱怨归抱怨，任何事情的处理和解决总需要一个过程。今天中午还与几位师兄弟聊起一些时事。革命，革谁的命？谁愿意被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是甘心被他人来革命的。那么事物的发展就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段，也有可能经过了这个或长或短的时段后，事情仍然不会按我们的意愿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