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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城往事(4)——三个科大人

已有 3670 次阅读 2015-9-2 08:20 |个人分类:我的回忆|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教师, 中学, 实验室, 中国科大, 煤矿

1970年,我做了教师。一开始,我是很有些顾虑的,最主要的是我在大学上学时讲话有些口吃,这使我很自卑。分配当教师,我最怕的就是口吃。逼上梁山做教师之后,很奇怪,一上讲台,口吃就好了。我讲课时只是讲话比较慢,而讲话慢倒不影响授课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而是讲课的优点。总之,我做了教师之后,已经不再担心口吃,而且在任何公众场合讲话都不怯场。(其实,我做学生时平时讲话口吃,上台表演节目却不口吃,我看很多话剧演员日常讲话也有口吃的。我说这些,就是告诉如今有一些口吃的年轻人,不必自卑,多多练习,多在公众面前说话,慢慢会好的。这是题外之话。)

第一个“学期”,也就两三个月,那时候,学校就一位英语教师,我就客串教六年级四个班的英语。先教字母,然后教“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而已,当时的课本就只是这些政治口号。

但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学校里,一开始,教学并不是最令人瞩目的。我们先还是要建校。那时候,所谓劳动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首先,学生需要一个场地做操、上体育课。这样,我们需要在学校南面的山坡上开辟出一个操场。也就是说,要挖去一部分山体,填高另一部分。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只是十几个煤矿工人,二十几个教师,以及五、六百个十四、五岁的学生。没有任何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有的只是铁锹、镐头、筐和扁担。凭着几个老矿工的经验,目测了一下可能挖出的土方和需要填埋的土方,指定了开挖的中点。真正的“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就这样开始了。

这些煤矿工人的子弟是从小就经历过劳动锻炼的,干起活了像模像样。当然,我们教师也要带头干,学生们才会真卖力气。一开始,挖出的是表土,比较好挖。后来就挖到了岩石。上层的岩石有些风化,还可以用镐头刨,愈往下,石头愈硬,镐头都很难刨动。由于边上就是学校和家属宿舍,也不敢用炸药炸。许多学生们手上起了泡。最后,开出了三十来米宽,七十来米长的一片操场,勉强能画出200m长的跑道。学生也有地方做课间操了,总算完成任务。

一个中学,总要教物理、化学知识(那时候的物理和化学知识主要包含在所谓“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中),因而要有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至少教师要做一点演示实验。不管学校是多么简陋,不管领导是否懂得这些,我们科大的三个毕业生,物理系的沈zj、化学系的段yc和我,决心搞好学校的物理和化学教学,让学生懂得一些科学知识。于是,我们开始筹划要建立一个至少能够做演示实验的理化实验室。

 我们得知抚顺师范学校要淘汰一些实验仪器,就立刻去联系,并带着学生拉着地排车步行两个多小时去拿。人家要淘汰的当然是一些破烂,但是有破烂也比一无所有强。俗话说得好,要饭就不能嫌饭酸。人家给什么我们就拿什么,管它好的、坏的,有用、没用,拿回去再说。我们要来的大概有静电发生仪、静电球、调压器、可变电阻、电阻箱、马德堡球、抽气机等物理仪器以及烧杯试管等玻璃器皿,还有一台“坏了”的小型“天文望远镜”,以及一些坏了的电子仪器。

我们又去抚顺化工厂“化缘”,要来一些玻璃器皿。学校领导又从矿里要来一点钱,去购买了若干化学药品。

我们的学校除了空的破房子以及刚刚够学生使用的课桌、板凳以外,一无所有。连放置拿回来的这些破烂仪器的架子也没有。那时候,矿里有的是木材,可是煤矿井下需要做支架的方形枕木都是有计划的,没有我们的份。好在原木加工成枕木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板坯,都是卖给矿工家庭作劈柴烧的。领导批给我们两地排车板坯。我们三个人就拿这些板坯,自己动手,锯子锯,斧子劈,钉子钉,做成了一些放置仪器的架子。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有地方放置这些仪器即可,并不要求多么精巧。做成一看,两三层的架子,放置东西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则是原始风貌,立柱也是疙疙瘩瘩,倒别有一种自然天成的风格。与如今人家好好的房间的墙壁,漆成石头、红砖墙的样子相比,还真是可以比得,当然还是我们的自然得多!

在原来的家属宿舍区,各家并没有上下水。只是在十几栋房子之间,有一个室外的公共自来水龙头(东北人称为水管子),大家随便用水。因此,我们的学校里也只有一个水管子。作为理化实验室,房间里总不能没有一点水。于是我们就在实验室里砌了一个小的水泥池子,可以放两三挑水。池子下方开一个口,夹子一松,随时有水流出。抚顺的冬天来得早,学校的办公室都是点煤炉子取暖,人一走,屋子就冷了,而且点炉子、掏灰,房间里总是尘土飞扬。为了防冻也为了防火、防尘,我们就在实验室砌了一道火墙。这样,放置仪器、药品的库里就可以不点炉子了。

段yc是抚顺人,矿工子弟,从小帮家里干活,在做木工、泥瓦工方面是沈zj和我的老师。像做贮物架、砌水池、砌火墙等工作时,都是他带着我们两个。

沈zl是上海人,对于电工、电子仪器有研究,动手能力强。从师范学校拿来的破仪器,被他修好了不少。那架破天文望远镜也被我们凑凑合合的修复,可以让学生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个诸葛亮。何况我们三个年轻人是孔夫子所说的“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受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训练。科大的校训是“理实交融”,特别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经过我们三个人的努力,在学校的破烂房子里,也有了一个理化实验室,不但能应付学校教学中需要的一般物理和化学演示实验,而且经常可以在课外做些科学技术常识的普及工作。

我想,我们三人同心,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对于做成事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缺少了任何一个人,事情恐怕就会差很多。我又想,如果那时候一进校就要我们各自竞争,以各自的表现竞争上岗,或“晋升职称”,甚至与各人收入挂钩,那就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任何事情、任何政策,也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如何取其“中”,真是管理领域的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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