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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已有 3043 次阅读 2012-12-20 08:08 |个人分类:我的回忆|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阶级斗争, 父亲, 工笔画, 人像, 箱子

   上星期,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生日到了,二哥和妹妹帮她做了几样菜,烧了一些锡箔,在家里斋祭了一番,算是一个纪念。

父亲生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过了110周岁,去世已经四十一年了,母亲还总是挂着他,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父亲年轻时以画画为生,现在别人对他的介绍说是“民国人像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画“古法传神”的,其实,主要是给死人画像的。过去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活着就画像的,大多数都是死后子孙为了祭祀的需要,画上祖宗的像。平时秘而不宣,到了过年的时候,把这些画像都挂出了,点上香烛,磕头祭祀。所以,这些画像被称为喜神。《红楼梦》里就有元旦(过新年)拜祖宗神像的描述。穷人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一位暴发户,做了官,祭祀死去的太太时没有喜神,拍马屁的破落户子弟把自己母亲的神像借给他,结果这位子弟的父亲是暴发户官员的下属,参加祭祀时发现自己的太太竟然成了别人的“太太”。

画喜神是一桩苦差事,过去的人并没有照片,人死了,赶紧去看一眼,就得画,要看到死人,凭着记忆,画出来活人。更有许多时候,死人也看不见,找来几个活人,说要画的人,眼睛像甲,鼻子像乙,嘴巴像丙等等,回去画吧。画像是真正的工笔画,眉毛、头发一根一根地画,画中国画又无法更改,一笔也不能画错。画得差不多了,拿给顾客看,看画得像不像,说不像就只能重画。把脸面画得像了,然后画上衣着,男的官服,女的凤冠霞帔,都是工笔。一般人平时想不起,到了冬天快过年才想起祭祀,才想起要画喜神。所以,一年生意不好,到冬天就忙得要死,没日没夜的赶,还一笔不能画错。

到了民国时代,画喜神是绝对的“夕阳产业”,父亲在外人看来还是一位“先生”,实际上,家里的生活很是清苦。有一个阶段,父亲与邻居的“盐老板”结成了这样的关系:父亲每天从盐老板那里借支,等盐老板要去进货时,父亲就一趸当给盐老板一笔款。这是因为盐老板每天都有连续的小额收入,而父亲则要过好长时间才有一笔收入。当然,当盐老板要进货时,父亲正好没有收入,那就麻烦了。只有去借,或者去典当了。

不过,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母亲说的,父亲从不说这些,他只说如何去给章太炎先生的太夫人画像,太炎先生如何对待他等等,说起来眉飞色舞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画画,因为早在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就不再画画了。家里这么多小孩,还是要有个收入稳定的差使,于是他在一个钱庄里谋了会计的职务。

1949年,天地翻覆,钱庄没有了,父亲失业。在到处是失业者的50年代初旧日的“消费城市”苏州,50岁的父亲到哪里去找事情做?1951年,我上了小学,同年,我的13岁的大哥独身一人去上海的一个工厂学徒。50年代前、中期,我的姐姐和二哥分别远去大西北工作和学习。到了1953年,父亲终于在制革业联营处(苏州制革业的同业公会)找到了一个会计的工作。家里才结束了四年靠变卖、借贷过日子的生活。

父亲从来不问我的学习,只在小学开学之际,与许许多多家长一样,去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可是红着脸、低着头谈判的结果是一次都没有获准减免,只是被允许分期付款。每次,分期付款期限临近,老师在班上催付,我也只能很不好意思地回家转达。

制革业联营处的地址就在市中心人民商场的二楼,离我家所在的察院场很近,我有时放学以后就去那里玩。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他去隔两家的房间有事,如果有电话来,就让我去找他。过一会儿,真有人来电话找他,我放下电话就去找父亲,回来一看,我是把电话扣死了再去找他的。父亲告诉我,电话扣死就断了。接着,那边房间的先生也过来了,他们二人哈哈大笑,原来打电话来的正是我父亲。他们联营处的电话号码是231,过了快60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苏州市的电话号码只有三位数。

到了1963年底,一向不问我学习情况的父亲突然出手大方的主动给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人民日报每个月要一元五角钱,半年的报费就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我问父亲为什么订,父亲只是说了一句:你不是要考大学了吗!我真没有想到,原来父亲是这样关心着我的考试。虽然《人民日报》对我的高考没有多大的作用,高考政治只得了可怜的53分,但是,我毕竟幸运地考上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要到北京去读书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到观前街转了半天,给我买回来一只帆布箱,又买来一捆草绳。他教我装好箱子后用草绳把箱子缠好(这是当年托运行李的通例),又跟我一起把行李送火车站托运。正是这只帆布箱,以后跟随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又到更北,又较南,又更北,最后定于济南,南北东西的搬家,历数万里。到上世纪末,箱子终于零碎了。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凡事不要怕吃亏,吃亏没有关系。他说自己吃了一辈子亏,总是让人,到老却发现并没有吃大亏。他平等地礼貌地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导、是同事还是街上拉车的、扫地的,从来没有跟人为了一点小事而吵架。街坊邻居之间或者他们的家庭之中夫妻间弟兄间有了矛盾,也时常找他或我母亲去解决,他们几乎是众家的“寄爷”或“寄娘”(干父或干母)。其实他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只是说话讲道理,处事公正,与别人又没有利害关系罢了。

解放前,父亲是我家附近“北三救火会”的理事,那是尽义务的事情。刚解放,虽然他失业在家,居民学习、宣传新社会、搞好社会治安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退休以后,街道请他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他也天天去工作,不拿工资的比拿工资的还认真。

父亲知道,他不属于被“依靠”的阶级,所以做事情处处小心谨慎。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他是画画的出身,还有点文化,居民委员会写标语、念文件之类的事情便都归了他。有一次,他写的标语让人贴出去之后,一位居民气喘吁吁的来告诉,说标语写错了。他赶去一看,原来是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的最高指示,漏写了“忘记”两个字。这样的标语贴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岂不麻烦?赶紧扯下来撕掉。幸亏那时大家都已经斗得疲倦,父亲又没有什么仇人,瞒上不瞒下。近七十岁的人,一场惊吓罢了。

1972年春节过后,我家弟兄都将返回各地工作。那天,我已经离开苏州,去上海买火车票准备回东北(需要在火车上过两夜一天,在上海上车可以有座位)。二哥也准备回西北。父亲在居民委员会受命向居民传达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共中央文件,七十一岁的父亲念了整整的一个下午。回到家,想起了我二哥即将要回西北,可以给被调到宝鸡工作的我姐姐顺便带一些食糖(当时北方的供应很差),正把糖装入瓶中时,他突发脑溢血。马上送入医院,已经重度昏迷。当晚我从上海折回,看到的只是昏迷不醒的父亲。次日中午,我看突然他呼吸急促,医生过来一阵抢救后宣告身亡。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于家庭,他是个好家长,对于社会,他是个好公民。去世四十一年了,我这个不孝儿郎,也不大想起他,只有我母亲还常常念叨着他,说他走得太早,没有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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