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生开学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小学岁月。可能是相隔时间太久，抑或记性太差，小学的事情只留下不多的片段，连大多数老师的姓氏都记不得了。可是，有一位老师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就是任家蕊老师。

我1951年入苏州市景德路第一小学读书。那所学校在我家往西约50米的雍熙寺弄里，离我家最多不过百米，上学也不必穿马路。我的几位哥哥、姐姐也都在那所小学学习。任家蕊老师解放前就在那里任教，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路过，所以，她与家母见面也相互打招呼，可能比家母还略年长一二岁。

任老师是吴江同里人。吴江虽然自古就是苏州的属县，最近又成了苏州市区的一部分，但是口音还是有较大的差别，本地人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任老师做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小（上三年级的时候我才刚刚过六周岁），任老师对我很照顾，有一次竟然领我到她家里去玩。我记得她家里有一个长天井，放在天井里的笼子中养着一对小白兔。我不知道她有几个孩子，但是那次只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姐姐。

有一次，学校要到街上宣传什么东西，大概是爱国卫生之类的，任老师让我在市中心察院场的大喇叭边上唱一支歌。小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总是很紧张的，可是唱歌就好多了。我也就唱了，心里很高兴。

很遗憾，四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班主任。五年级我留级了，一方面可能是年龄太小，另一方面，我虽然其他功课都很好，却不会做作文，作文不及格（那时候成绩单上作文成绩单列）。留级之后，一直到读大学，我学习再也没有困难过，似乎随随便便就能够得一个优或良，不过作文总归不大行，没有文采，最多能够达意而已。等到六年级时，任老师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

一般地说，那时候的学生都不大知道老师的名字，只是记一个姓，小孩子称大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不过，任老师在我们的成绩报告单上的印章印得特别清楚，而且是三个正楷字，所以我们记得她的名字。

小学毕业之后，就很少再见到任老师了。只是在街上偶尔遇到，打个招呼罢了。

我上大学之后，有一次母亲遇到任老师，任老师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在北京读书，是中国科技大学，她很高兴。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母亲告诉我，任老师受苦了，她被说成是地主婆。与学校的庞莲珍校长等一起到景德路扫地（实际上是羞辱她们），还要求平时穿着钉着地主婆字样的的衣服。那时，任老师在路上见了熟人也不打招呼，低着头走过去。我一直以为苏州人文质彬彬，谁知道文化革命中对于教师的迫害和侮辱也是如此凶残，人性同样是如此的丑恶。

70年代初，我回家的时候，在察院场口邮电局附近遇到了任老师。她比过去更瘦，头发花白了。她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她在东北，抚顺煤矿的中学教书。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后来，我知道景德路第一小学已经合并到马医科小学了，平江区教育局在那里办了一个招待所。母亲告诉我，任老师成了招待所管事的。

景德路拆迁，老家消失了，母亲也搬到了“城外”。原来熟悉的人们都匆匆地各奔东西，除了特别亲近的之外，几乎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

任老师现在应该近百岁了，希望她仍然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