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上海与苏州（3）上海与“长三角”

首先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长三角，是狭义的长三角，基本上就是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就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核心地区。按照80年代的定义，长三角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这符合本文的写作意图，本文要写的正是上海与上述地区的关系。

现在的“长三角”实在太大了，包括了三省一市，甚至连北方的徐州和淮北都已经包含在内了。如果这样去理解，就大大超出了本文希望叙述的范围。

在正文之前，先作上述说明，以免误会。

在明清两代，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朝廷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横征暴敛。李鸿章曾上书朝廷说：苏（州）松（江）太（仓）的税赋率，上溯之，比宋代多五倍，比元代多三倍；横着比，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的镇江等府多五倍，比外省多十倍二十倍不等。即使在统治者这样的横征暴敛之下，依靠着江南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百姓的勤劳聪明，那里老百姓的生活在全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在那里，乡镇的商业发达，水乡的乡镇密度大，而乡镇相对繁荣。

乡镇的蚕丝、稻谷等产品需要销往外地，城市或外来的工业品需要销往农村。三角洲的水路织成了联系农村、乡镇、大小城市之间的一张网络。上海则是这张网络的中心。

上海的崛起和持续的繁荣，实际上是与长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

长三角地区由于经济情况较好，在明清以来的几百年来，基础教育做的比较好，也就是说，识字者比较多，而且文化娱乐活动相对好一些。农民到镇上，买卖物品之时，多到茶馆坐坐，镇上的居民，更是多坐茶馆，或聊天或听书。这样，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他们对于古今历史或外界新闻也多少有所了解。

上海需要各类的大量劳动者，而长三角各城市和乡村就是各类劳动者的提供地。

由于许多劳动者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他们能够较快和较好地学习和掌握各自的技能，有的还能够有所发挥。这样的劳动者显然与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过世面的纯体力劳动者有所差别，这些人容易成为初级的管理者，而且有可能上升到中层甚至高层。这对于上海各类产业的飞速发展的非常有利的。

实际上，上海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长三角各地区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甚至也可以这样说，“上海人”本身一开始就是长江三角洲各地人们相互混合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呢？从1842年上海本地的区区20来万人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一下子就成了300万之众，这些“上海人”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由长三角各地区的人所组成的。

这些人一开始都操着自己的方言。好得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方言，如果慢点说，都马马虎虎能够听得懂一个大概。它们的基本语汇是相似的。从古代以来，随着大陆的不断东扩，他们所操的语言也不断东扩。例如，苏州话——昆山话——上海本地话，苏州话——太仓话——嘉定话，苏州话——松江话——上海本地话，实际上差别不很大，基本语汇都差不多，只是语音和语调略有差别。这些人的语言应当是前期上海话的基础。

著名学者曹聚仁先生说：“我们所听的'上海话'（上海本地土话占的成分并不多），大部分是以苏州话（吴语）作底子的杂拌儿。”

曹聚仁先生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吴语的基本语汇，从明代的冯梦龙的小说和诗歌中，就有了文字的记录。昆曲中的所谓“苏白”，就是苏州方言。不过昆曲的普及过程不高，真正普及的是“说书”（如今称为评弹），“说书先生”（评弹演员）的说话，更是传统吴语语汇的标准。

评弹历史悠久，其行会组织之一光裕社至今已经有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评弹的演出场地即书场遍及长三角城乡各地，几乎每一个大小乡镇都有一个到几个书场。据统计，仅上海市范围内，1950年尚有大小书场500家之多。估计苏南的苏锡常、浙北的杭嘉湖在数量级上都应当与此相似，因而那时长三角地区书场的总数当有一两千家。这些书场大多数都一天说两场。长三角各地方言的语汇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语音略有差异。所以，长三角各地人们都能够听书、欣赏评弹。

在语言混杂的时候，有钱或有势者的语言总是强势语言，人们自然会模仿有钱有势者的语言来说话，来交流。在民国年间，宁波话是相当强势的方言，因而在后期上海话的语音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方言的语汇构成了如今上海话的基础。在这基础上，上海话又吸收了其他外语特别是英语，形成很多所谓洋泾浜语汇。这些语汇又反过来影响到长三角各地。由于有的洋泾浜语汇造的很巧妙，有很多语汇人们往往忘记其为外来语。

由于上海是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它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工商业、金融等）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长三角各地的人们，来到上海大大小小的洋行、工厂、企业或事业单位做工，学到了那里的管理知识、技术、金融知识、新闻知识等等，有人不甘心总是做工。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或长三角的其他地区，去创办自己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报馆等等。

这种现象在长三角各地非常普遍。无论在常州、无锡、苏州、南通还是在杭州、湖州、宁波等地，从清末到民国，都有了一些相当规模的各种工厂和企事业单位。无锡在这个过程中，做得特别出色，使得无锡也很快由一个小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被称为小上海。

由于上海和长三角各地发展都在传统的家庭模式基础上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而大多数企业又多为小型企业，人员较少而效率较高。业主与员工之间往往形成了荣衰与共的关系，员工把企业与自己的利益甚至命运相关联。他们自己工作认真负责，诚实勤恳，遇到问题积极想办法解决，同为工友者也相互监督，而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这一点，与某些地方长期为外国大企业垄断，工人为外国老板做工的情况不同。那里的工人，由于在洋人的大工矿做工，他们工作的态度与工矿的营业状况看不出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们又往往受工头的强迫或欺压，只是像奴隶一样的劳动，因此工作没有积极性，常常“磨洋工”，得过且过，甚至暗地里破坏或偷窃。由于工友需要共同对付工头或洋人，工友之间有私交、讲义气。这也是一种社会的风气。

两种不同的风气，也影响到后来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甚至事业单位中人们的工作态度。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飞速进步，与某些地区的相对后进相对比，除了其他各种因素之外，这种一般民众对于工作的习惯态度，未免不是其众多因素之中的一个。

上海的发展，为周围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长三角各地的发展，又为上海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种地区之间的相互促进成为了一种共同发展的正向反馈。

在这种正向反馈的过程中，人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三角各地的较好基础教育和经济条件，使得相对较多的人能够到上海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相当一部分人，又回到长三角各地，举办更多的中小学，这又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正向反馈。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若干年之中，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是文法各科还是理工医农商各科，籍贯在上海和长三角各地的与全国各其他地区的，与其地方的总人口，极不成比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其比例远远高于全国的其他地区。

当然，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的正向反馈机制，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人才的自由流动。在计划经济的那些年代，这种流动也是被计划的，基本上在上海和长三角之间很少有这样的流动了。包括大学毕业生分配在内的人才配备都按计划执行。这方面，只有较大规模的上海人才对北方和西部之间的单向输出，以及长三角各地人才对各老少边穷地区的单向流动。这种单向的流动实际上难以持久地进行，也严重挫伤了输出地人们的教育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人才流动问题。近几十年来，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的原因也是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之间人才的正向反馈的恢复和发展。

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人财物的流动，是一个地区是否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像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与周边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次中心城市，每一个次中心城市与它们的县市，每一个县市与其乡镇，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财、物”的流动网络，在这样网络上，能够实行良好的循环反馈，这样的地区就能够较好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只是一味地向上抽提，中心城市抽提次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抽提县市，县市抽提乡镇，如此等等，这就很糟糕。建立在周围荒漠一样的中心城市决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一个地区，不应当只是一个点繁荣，应当是地区的共同繁荣，也不一定是一个中心，而应当是一个繁荣的流动网络。而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都比其他地区更小，而各地之间的流动也更多。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这应当是我们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