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晏子和孔子

管仲和晏婴是齐国文化的前后两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孔子则是鲁国文化毫无疑义的代表。比较一下他们之间的评论言语，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要比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大一百多岁，当然无法知道身后会有一个孔丘，因而只有孔子评论管仲的份。

（1）孔子怎样评价管仲？

在《论语》中，孔子四次评论管仲。

1.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管仲之器小哉”，这是一个很重的批评。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器”。而管仲不但是“器”，而且“小哉”。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到齐国，齐景公问孔子：什么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非常赞同，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过了几天，齐景公又问政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政在节财”。

我看，用《史记》的这条记载，来理解《论语·八佾》中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就很好理解。在《论语·八佾》的那段话中，孔子说管仲不俭，说了两条论据，一条是管仲有三归（指齐桓公把“三归”即本应是国家权力的收取市场租金赐予了管仲，而管仲并不推辞），第二条是“官事不摄”即管仲手下的人不兼差（只干很少一点工作），这就不俭而奢。而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不俭即过于奢侈是不知礼的表现。接着孔子直接指出管仲不知礼。国君设置塞门（类似照壁），他也设置塞门；国君为了招待外国君主，设置反坫（喝完酒后放置酒杯的土台），他也设置反坫。这就是不是“君君臣臣”了。所以，孔子说管仲不知礼。

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礼，而治理国家“政在节财”而不俭也是不知礼。《八佾》中对管仲的指控正是这两条。

然而，在《论语》的其他三处，孔子却高度评价了管仲。

2.有人问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他真是个人才。他剥夺了伯氏在骈邑的三百户采地，使伯氏只能吃粗粮，但是一辈子也没有怨言（意思是处理得公平合理。”）（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3. 子路问孔子：“齐桓公把公子纠杀了，辅佐公子纠的召忽跟着自杀了，而一起辅佐的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是不是不仁？”孔子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盟约却不用武力，都是管仲出的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啊！”（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4.子贡把同样的问题问孔子，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老百姓至今受到他的这个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早就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成为落后民族了）。难道要管仲像小老百姓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跑到河沟边去上吊自杀，还不让人知道吗？”（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这三段话对于管仲的高度评价，是不是与上面《八佾》中所说的相互矛盾？不是。孔子高度评价的是管仲的功劳。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主要意义在于二：尊崇天子和明华夷之辨。尊崇天子，是孔子君君臣臣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明华夷之辨，不能“被发左衽”，是坚持中华礼制。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管仲有这样的功劳，所以“如其仁”。

孔子批评的是管仲的德，赞誉的是管仲的功。所以，后来朱熹在《论语集注》说“管仲之德，不胜其才”。这是后世儒家对此的总的看法。

实际上，即使是对所谓“德”的评价，这也还是两个人治国方略的不同所致。管仲是主张发展经济，《管子》一书中很有些类似现代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这部书虽然是后人所撰并不是管仲本人所著，但还是反映了他的基本主张。而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虽然得到了齐景公的赞赏，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到齐国既得利益的各贵族势力的反对。其“政在节财”的政策也显然是与齐国一贯的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国策背道而驰的。

（2）晏婴如何评价孔子

管仲在先，孔子在后。所以，只有孔子批评管仲的份。而齐文化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晏婴，他是孔子的同时代人，而且比孔子年长，他对于孔子的批评真是毫不留情。

上面说过，孔子见齐景公，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很得齐景公的欣赏，准备重用孔子，可是作为宰相的晏婴却对孔子的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晏婴对齐景公说：

“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无法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贤相继去世，周王室衰落，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规定尊卑上下的繁琐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几代人都不能穷尽其中的讲究，一辈子也学不完他的礼乐。您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当初西周王室分封诸侯的时候，齐鲁两国都是东方的大国。可是，齐国注意发展经济，终于越来越强大。而鲁国较为保守，其国力与齐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作为治国方略，靠孔夫子的那一套恐怕也确实不行。晏婴对孔子的批评，对当时的齐国来说，还是实事求是的。

上面已经说过，宣扬“君君臣臣”那一套侵犯到齐国的各贵族势力，这就注定了孔子在齐国必定吃不开。齐景公虽然欣赏孔子的“君君臣臣”，但由于当权的贵族们一起反对孔子，于是只好对孔子说，“我老啦，不管事了”。孔子也就只有灰溜溜地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齐文化与鲁文化代表人物之间的评论，实际上就是两种治国理念的相互批评。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比较成功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杂取两家之长来治理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