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到森林里去吧，这一生我用了太多的纸，我要弥补那些树。”想想我浪费过的那些A4纸，恐怕三生三世都弥补不完。所以，写此文告诫自己：还是趁活着的时候，节约用纸吧。

一、 有一段时间在综合办公室工作。每天一项固定任务就是：将外界发来的文件、传真交给上司a。a将它们过滤一遍之后，再交给他的上司——A或者B。我们的传真机设置为自动接收，因此难免会收到大量垃圾传真：假帐、发票、烟酒、全国厨师大会……每天放进传真机里的纸，总是飞快地被这些内容消耗掉。怎么办？更改它的设置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办公室另外一个资历比我老的女孩不愿意将传真改为“非自动接收”，理由是“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不能再额外增加麻烦了”。后来我想到的办法是，把没有用的传真件、或者其他只用了一面的纸张再次放进传真机里，于是新的传真内容可以印在它们的反面，以此达到二次利用的目的。本以为这是个好方法，然而有一天，a对我说：“你节省资源、有环保思想，这是好事。但是交给领导的传真文件背面，都是一些无关信息，他们看了会不高兴的。”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实际上是以生态和环保作为核心理念之一的单位。而且无论A或者B，都是很注重节约资源的。有一次其中一位群发邮件，说“虽然我很怀疑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但是低碳的生活方式还是值得提倡的。楼道的灯经常白白点着，建议大家随手关灯。”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他会认同节约用纸的行为。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在不得罪上司a的情况下，让a的上司A或者B接受我的“双面传真”。这已经不是一个环保问题了，而是一个“办公室政治”的问题了——有一天舍友跟我说了一道求职面试题：“如果你的上司给你提出一个思路，而你上司的上司则给你提出另外一个思路，你应该怎么办？”我对于此类问题完全无感，所以就像小学生一样回答“那就按上司的上司的思路来办呗”。她立刻否决，“绝对不能这样。你千万不要让你的上司觉得你有‘越级交流’的嫌疑。你可以尝试着说服你的上司，但是不要说这是他的上司的意思”。

后来，利用职代会征求职工意见的机会，我把“双面用纸办公”的事情写了一条提案，交给了青年职工代表。不过，这条提案很快就被淘汰了——与青年职工更加密切的幼儿园建设、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焦点。我的这一条似乎与任何人的福利都无关的提案，自然毫无悬念地被淹没了。

二、也是在那家单位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连续两天加班到深夜：第一天工作到零点，第二天是一点半。因为面临一场检查，所以要临时印制一些与那场检查相关的规章制度等等。我们依据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的指示，依据兄弟单位的范本，一丝不苟地制造出一摞摞原本不存在的规章制度、审批表。估算了一下，就我负责的那一小块，总共大概耗费了3000张A4纸。我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一幕，然而我却是亲自参与者。

这场大规模劳民伤财之事，起因据说是某单位的人将工作文件带回家去处理，谁知家里的电脑上有木马，将他的文件窃取到国外。于是，全国各地所有相关单位都要来一场信息安全教育和检查。本来重点是计算机这一块，但是大家都希望检查的时候内容能够详实一点，于是纷纷制造出各种规章制度。但是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临时编造出来的。以兄弟单位的一本汇编资料为例，错别字很多，显然是仓促之间赶制出来的。而人家已评为示范单位，所以我们也得效仿。于是对于这场检查的准备就已经渐渐偏离主题了——计算机这一块已经不是重点，起草、打印、复印文件才成了重点，那位可怜的电脑网络技术人员，白天负责检查全单位的电脑，而晚上也不能歇着——要陪我们一起设计“文件汇编”的封底封面、要起草各项内容。而本来是重点的与保密工作相关的木马病毒，却只是我们辛苦劳作间隙穿插的谈资。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各个岗位、各个工种的同事都从各自的角度来分析这场加班的无意义性，然而大家还是熬到深夜。后来，究竟浪费了多少张A4纸？我没有数，只知道很厚、很厚。

后来，我辞职了。在现在的环境里，对于纸张的消耗量，远远少于从前，顶多只是复印几本书，打印一点论文。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开题和毕业论文都接踵而至，大量用纸是少不了的。但愿我的工作和文字，能够不辜负那些洁白的A4纸。

另：关于造纸，云南金光集团对于桉树的辩护声势浩大。冯永锋在《拯救云南》一书中对于这场争论写得很详细。“2005年6月，我去拜访一位资深林业专家。他拿着4月14日的《云南日报》给我看。这是一个整版面向金光集团倾斜的报道……报道以贫困作为‘文学切入口’，指责反对大面积种植桉树的人是在‘漠视贫困’。”姑且不论种植桉树是否能提高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也不论破坏原生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单只凭“受利益因素驱使而做的研究”，就很难保证其客观性。所以“种桉树合理论”的文章，哪怕写得再好，也疑似“精致的贪婪主义”。

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用一点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