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王玲摄影/吕学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大片的农田随处可见。从西直门往北，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阳光下，微风里，绿油油的稻子像少女在妙曼起舞。”回想起那时的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唐孝炎还记忆犹新，“开阔的空间，良好的空气流通条件，让不多的大气污染物质很快就能消散，所以总体来说自然环境是比较好的。”

1974年，兰州光化学污染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和政府的关注，唐孝炎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组织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现场大规模综合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的存在，探明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的成因。

就是在兰州的这次研究活动让唐孝炎院士与大气环境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她作为中国大气环境化学的开创者，一直在大气污染成因、机制、控制研究和政策咨询等方面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已经年过八旬，唐孝炎院士仍然还在坚持跟踪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学生。如果没有外出参加会议，每天总是会出现在办公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的污染情况，从而让更多的人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歧路，希望治理的过程不会因为误解和无知走得太艰难。”她坦言。

   在与《高科技与产业化》记者交谈的过程中，唐孝炎院士耐心地为记者解释着那些专业名词，并且对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结缘大气化学研究

   本刊记者：现在PM2.5成为了“流行词”，大气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实际上，您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起就主导了兰州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研究项目，那个时候的兰州污染是什么情况？

唐孝炎：PM2.5这种细颗粒物算不上是新事物，早在一百多年前国外的大气科学家就知道了大气中的颗粒物包括PM10、PM2.5等的存在。“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出现促进了科学界对大气污染成因和控制方法的研究。中国对大气污染的系统研究应该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兰州的光化学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小学生上课时眼睛因刺激而流泪、呼吸道刺痛等等。甘肃省政府十分重视，邀请组织了一批专家共同进行相关研究，我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研究的顺利开展，政府专门花60万元从国外进口了中国第一台气相质谱仪。这个仪器体积非常大，占了一整间屋子，也正是借助这台仪器我们才搞清楚了兰州光化学烟雾的成因。兰州当地的石油化工企业和居民燃煤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的元凶，我们也据此给政府提供了一些技术和政策上的建议，帮助兰州来消除大气污染，慢慢兰州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原来大气是非常奇妙、非常复杂的“万花筒”。大气中可以产生原本在地面上不存在的物质，例如在光化学过程中新生成的一种产物“过氧乙酸硝酸酯”（PAN）它可以在大气中不断复合分解，随空气扩散，甚至在极地企鹅体内也测到了。

   本刊记者：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您与大气环境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孝炎：对。回到北京以后，原来甘肃省科技厅的领导调到了中国环保总局，他非常重视大气污染研究，因此让我参与筹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拥有大型、先进仪器的基础设施平台，可以供全国的研究机构来使用。同时，也申请到了联合国开发署为筹建大型光化学烟雾箱和风洞项目能力建设的资金，并从国外买到了一些非常先进的仪器，和北京的一些科研单位也有合作。虽然后来环科院的发展与最初的设想有些不同，成为了一个为环保部提供决策建议的研究机构，但它确实为中国的大气环境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经济与污染同提速

本刊记者：虽然政府投入不少，我国的环境，尤其是大气环境，在近几十年间，尤其是近十年间还是在不断地恶化。为什么会这样？

唐孝炎：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污染的治理并没有同步发展。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提出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199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但现实并不如人之所愿。并不是说政府对污染完全坐视不管，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要远远大于污染治理的速度。

我觉得很多时候要群众意识到环境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才能有效激起政府的决策发力。比如说，伦敦的大气污染并不是“伦敦烟雾”那个时间段才发生的，实际上在发生严重烟雾污染的几十年前，工业化引起的大气污染就已经开始。待到“伦敦烟雾”爆发，政府才真正下决心去治理，而且也是花了几十年才治理好。

本刊记者：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

唐孝炎：说实话，上个世纪90年代我也曾多次在会议上呼吁要注意大气细颗粒物污染问题，但因为时机不对，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到了1998年“十一”前夕，北京市环保局的电话快要被市民打爆了，因为当时北京的污染已经很严重，群众的感受已经很深切了，政府也开始重视。那时我们正式开始列题研究、分析北京的污染到底与什么污染物相关，基于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提出了“复合污染”的概念，相当于“伦敦烟雾”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的叠加，而且情况更加复杂，中国不仅有燃煤污染、汽车尾气污染、扬尘污染，化工等工业污染也很严重。北京的污染物颗粒大部分是二次细小粒子，是一次排放物经过光化学和物理反应产生的。

   本刊记者：对于北京来说，具体哪些因素造成了近年来频发的雾霾天气？

   唐孝炎：我们常常说，污染物的排放多是内因，外因主要是气象条件和北京的地形条件。虽然北京已经把大型钢铁工业企业搬出了市区，减少了点源污染，但生活方式造成的污染却越来越严重，简单来讲，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造成的污染，汽车尾气其实也是生活污染，尤其采暖季节低矮面源污染要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从地形来看，北京夹在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之间，像是一个“簸箕”的底部，因此空气流通条件并不很好，一旦气象条件稳定，大气水平和垂直流动差的时候，污染物就聚集，很难扩散，有时雾霾要持续好几天，而且河北甚至山东的污染物也会向北京转移，加剧污染。所以若只是北京一地治理污染，仍然难以彻底摆脱雾霾天气。需要区域同步，即联防联控。

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

本刊记者：去年到今年，有时候甚至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都被雾霾笼罩，给人束手无策之感。我们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是否需要大改？

唐孝炎：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任何污染的治理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前面也提到伦敦和洛杉矶也都用了几十年来治理污染，虽然我们有“前车之鉴”，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但环境的恢复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确实还有需要大大改进的地方。现在看来，我们目前的治理都是“末端治理”，换句话说，就是污染了，我们再被动地去想办法控制它，而不是一开始就从源头上考虑减少排放，减少能源消耗。

现在，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大概也是希望摆脱“边污染，边治理”的被动局面，从经济发展模式和观念上来个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很多国家虽然没有这样的提法，却已经是这样去做了。比如说日本九州岛的产业园，已经发展了50年。产业园里面的企业形成了一个链状结构，上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企业的原料，极大地减少了浪费和污染，效果非常之好。还有像德国的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也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