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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 中国村庄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 精选

已有 6035 次阅读 2013-5-9 13:11 |个人分类:社会生态|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精神, 崩盘

   近日,读到《时代周刊》采访《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的文章,描述的农村现状何其残酷,衰败荒芜,没有生机,一片凄凉,俨然被人遗忘的角度,令人震惊。

  傅雷在巴尔扎克《幻灭》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历史。”时代成就了个人的走向与命运,而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大背景、大历史。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但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你、我、他芸芸众生的梦,我们要追求!

 

 

   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通过口述实录和现场调查,作者梁鸿还原了故乡河南省穰县(现称邓州)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真实乃至残酷的农村现状令人触目惊心:留守儿童无望,农村家庭裂变,养老、教育、医疗缺失,自然环境破坏……《中国在梁庄》由此被称为“比《活着》更真实的非虚构文本”。

但这还不是完整的梁庄:除了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更多梁庄人已经走进城市打工。梁鸿又花了2年时间,走访了10余个省市340余人,积累了将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撰写了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书里的51位主人公都是从梁庄走入城市的,他们曾经被称作“盲流”,后来又被称为“农民工”,最后改叫“外来务工人员”。在农村,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城市,他们生活在繁华背后,成为一群“看不见的人”。这一次,梁鸿用自己的耐心抓住了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隐形的中国”。

寻找乡亲:一墙的电话号码

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先在《人民文学》发表,随后成书。梁鸿原本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却意外地在“乡土中国”的主题上摘到了果。

在3年前的写作过程中,梁鸿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梁庄》写的大部分都是在家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那些在外打工者的生活状态却并没有得以呈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梁庄的喜怒哀乐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是一起存在的。只有把这样一拨打工的梁庄群体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当代村庄,也才是完整的生命存在状态。”之后,梁鸿又陆续和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阎连科(著名作家)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把后一半工作做完:“等于把梁庄写完,最起码把梁庄的两个群体完整地呈现出来。”

但最初,梁鸿没有头绪,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乡亲们到底去了哪里打工。在回家探亲的过程中,她花了半个月时间“找电话号码”。她的某个父辈亲戚,共有六个儿子,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为方便查询,老人家把家里人的电话都写在墙壁上。梁鸿于是按照墙上的电话,一个一个地打:“有好多个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孙子在哪儿,不是说没有联系,而是变化太快。”相比之下,城市的白领们极少更换电话号码,即便更换了也要挨个通知,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而农民工们则通常一换打工城市就必然更换电话,和留守家乡的亲人们的联系慢慢就稀少乃至中断了。

在寻找打工亲戚们的联系方式上,梁鸿花了很长时间,她发现他们的活动范围广阔得惊人。在梁庄,仅仅是梁家和韩家两户大姓的儿子、孙子们,足迹已经遍布中国:西藏、内蒙古、青岛、广州、东莞……梁庄共2000多人,其中大约有1000人都在外漂泊。2011年夏天,梁鸿正式开始寻找这些打工的乡亲。“我还是按照自己能够走的地方走,比如西安、青岛。我没有真的跑到西藏去,也没有跑到新疆去。写的时候和《中国在梁庄》保持一致,比如一个家庭,写过一个在家的,就接着把在外的人写出来。这是基本的过程。”

探访青岛:光亮堂叔的电镀厂生活

和张彤禾写《打工女孩》不同,梁鸿写梁庄,有一个基本立场:梁庄也是她的故乡,所有梁庄人都是她的乡亲,“我们是同一条河流里的人”,她经常这么说。这让梁鸿拥有一种非常人性和充满情感的视角。

梁鸿有一个堂弟,叫小柱,在青岛的某个电镀厂打工,去世了。小柱死后,梁鸿的堂叔光亮和堂婶还继续留在电镀厂工作。她一直想看看那个电镀厂是什么样子的,就去了。

电镀厂轻易不让外人进出,光亮堂叔求了人情,才把梁鸿带了进去的。梁鸿说自己一进去就感觉“非常震惊”:“工厂非常简单,是敞开的,里面雾气蒸腾,我在书里用‘幽灵’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你只能看工人们的半边脸,他们呼吸的空气都是有颗粒的,污染程度超乎想象。”梁鸿说,绝大多数城里人包括她自己,在此之前都不知道“电镀厂”到底是干什么的—虽然城市生活和此息息相关。金属被氧化之后才能镀到首饰上,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氰化物溶到水里。氰化物是剧毒,极少的剂量就会毒死人。

堂叔堂婶在电镀厂工作了近十年,她认为他们已经轻度中毒:“他们的脸是往下垮的。”她曾经问过堂叔,为什么不戴口罩作业?堂叔的回答是:“车间里温度高,又湿润,戴个口罩非常憋气,呼吸不上来……老工人,都不戴,习惯了……干这个活儿都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死神早已光顾过这个家庭。《中国在梁庄》里,梁鸿写过一个11岁的调皮大王宝儿,在河里淹死了,那是光亮堂叔的大儿子。这一次,梁鸿在堂叔家住了7天。白天,堂叔从来不提死去的大儿子,但他晚上睡不着,会絮絮叨叨地反复诉说,听到宝儿的死讯如何像听到了晴天霹雳,不敢回梁庄看一眼,只有让家人赶快把孩子埋了。之后两年,夫妻俩根本不敢回梁庄。

这一叙述成为在整个探访过程中最令梁鸿动容的细节。她开始为堂叔的心理状态担忧:“白天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儿子去世),但你能说他不悲伤吗?悲伤的海洋在心里面翻腾,没有人让他诉说,没有机会诉说,但是他的痛是存在的,是被日常的风景忽略掉的。”梁鸿所指的“日常风景”,是电镀厂工人们机器人一样的生活流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此外就是吃饭、睡觉。

富士康跳楼”一度让人们关注工厂打工者的生活,但当新闻淡化,讨论随之终止。梁鸿记录这家电镀厂是“没有新闻热点”的,但工厂现状已足够触目惊心:“一个工人,正常工资是每个月1250块,这是最高的,一般工资是每个月950块。他们只能依靠加班再挣点钱,朝七晚九,一个月才能挣到2000-3000块。他能散步吗?能谈恋爱吗?能聊聊天吗?每天晚上只有赶紧睡觉,早上6点钟又要起来上班。工人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是非人类的存在。无论是老工人还是年轻的农民工,都是这样。这是在青岛让我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流泪了。”

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

梁鸿曾经在《中国在梁庄》里记录过一件荒唐事,被读者评价为“耸人听闻”:一个沉默寡言的18岁少年,某天深夜杀害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然后用两分钟的时间强暴了她。迫于舆论压力,警察在村里四处调查,逼疯了一个人,村里一时鸡飞狗跳。当警察找到这个少年时,他冷静地收拾好文具,好像一直在等这一天。梁鸿试图借此寻找少年犯案的动机: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缺爱、压抑、没有性教育。

因为有“耸人听闻”的评价,采写《出梁庄记》时,梁鸿一度想拿掉书中一个“更离奇”的事件,但最后还是放进去了:“我跟这个女孩儿在一块儿,只有一天时间,但我的情感真的像过山车一样,没有办法控制。”

女孩去年9岁,被邻居老头强奸了。梁鸿的嫂子是乡村医生,发现了这件事,和梁鸿一起把孩子逮到县城,找医生朋友检查。这个小女孩并不聪明,甚至“迟钝”, 9岁才上一年级,考试经常不及格。医生反复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奶奶”?小女孩回答:“我怕我奶奶伤心。”她说因为自己的哥哥调皮,奶奶天天生气,所以自己不能惹奶奶生气。

当时我正在录像,一听到这个,眼泪哗哗地流出来,觉得心脏狂跳。一个9岁的孩子,情感还不是那么敏锐的,但是她自然地考虑到不想让奶奶伤心,所以才不跟奶奶说。但她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对她以后的生命有多大影响。”梁鸿说。

几经考虑,梁鸿决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生活就在你面前,你在家坐着,它就存在了。如此的普遍的残酷,你没有办法回避。最终我还是又把这件事写上了。我觉得这就是梁庄。”能出走的人们都出走了,留下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的村庄:“道德败落。整个村庄在那样一种空虚化后,从各个层面衰败、下坠,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鸿最后在书里写道。她这样解释这句话:“这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仅仅因为软弱或者羞愧,是你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灰暗的普遍存在,你特别想逃跑,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太符号化、太具观赏性”

 

(图:正在干活的钱保义,梁鸿此次调查中接触到的年纪最小的“工人”。目前随母亲迁居东莞虎门镇,插班上三年级。)

时代周报:当下中国,“农民”所承载的含义是否已经变化?

梁鸿: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始现代化之初,农民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农民不是对身份的一个表达,而是贫穷、不时尚的代名词。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农民变得格格不入。社会急速发展,一定会抛弃一些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用歧视性的眼光看待农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改变。要把农民作为一个正常的群体、职业看待,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落后的、愚昧的、要被抛弃的。任何时代都需要农民,中国现在的农民身份是被户口决定的,其实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干过农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

时代周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及他妻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记录了中国现实,但他们都是“局外人”,而梁庄是你的家乡。这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梁鸿:何伟的两本书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打工女孩》最近很多人都提到,我看了一些片段,但没有看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写打工和农民进城,都是一个角度。《出梁庄记》也只是一个角度。

有人说《打工女孩》太外部了,我倒不愿意这么说。好几本书在一块儿看,就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何伟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生活,带来陌生感,有内部的人所忽略的东西,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某些细节。如果是中国人写,就不一样。我常说,我跟梁庄在一条河流里,随着波涛汹涌一起沉浮。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时也太符号化、太具有观赏性了。如果一个作者,能踏踏实实记录一些生命,能从自己的角度理解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时代周报:张彤禾在《打工女孩》里记录了一些为改变个人境遇而往上奋斗的女孩。农民工真的有奋斗空间吗?

梁鸿:不可否认,肯定有人能奋斗上去。比如我在东莞见到过一个女孩子,她在工厂做设计师,一个月有四五千的工资,她的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普遍而言,农民工在职业上没有生长状态。

如果一生都做工人,只要有尊严、能获得相对充分的生活资料,那也是值得骄傲的,是挺棒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农村人做工人,一天加班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连结婚都不敢。一个年轻工人的工资,根本无法让他获取水准线以上的生活,这才是问题。其实,上升空间在任何社会、任何单位里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更大意义上的一种改善才是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时代周报:年轻的打工者和年老的打工者,在状态上有区别吗?

梁鸿:大部分中年打工者对梁庄还是很有感情的,梁庄还是他精神的中心。对年轻人来说,梁庄是他的家,但感觉没有那么真切,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是一个踏实的、具象的、有物质形态的家。年轻人说“我的家”,只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觉得梁庄还有个房子可以回去,实际上他们对梁庄的感情比较模糊。他们是城市、农村两边不靠,很迷惘的状态。

时代周报: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的阻碍在哪里?

梁鸿:首先是工作条件。他们工作的回报率非常低。其次,城市物价太高,各方面消费、生活资料的获取都是很难的,那么高的房价,白领都买不起,更不要说打工者。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太长,比如在工厂上班,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工厂里活动,对城市并不了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迁徙起来很容易,因为哪儿都一样。不像我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脉。年轻农民工很难在某个地方扎根,过相对稳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的书里提到很多现实问题,有人会问解决方案在哪里?

梁鸿:解决方案是更实际的事,需要跟政府商量。《出梁庄记》尽可能做到在故事和风景背后进行比较大的思考。比如现有的城市景观,我认为是主旋律式、大道式、高尚式的发展,忽略了农民普通生活、卑微生活的存在性。政府驱赶三轮车夫,就驱赶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共存?你越驱逐,他越犯规。其实在描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已经暗示了某种解决方案,要换一种思维重新看待问题。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担心过,其实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看不到书里描述的那些景象?

梁鸿:对,但是能够改变社会的、真正去做些什么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农民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被动的状态,今天依然是。首先要让掌握普遍话语权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再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过程中你要告诉农民,要让农民争取他们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也想过,如果打工者能看到这本书,我会特别欣喜。但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许给他平添了一些悲哀?这很残酷。

(原标题:专访《出梁庄记》梁鸿:工人如机器上的零件)http://cul.qq.com/a/20130426/000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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