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地震预报（二）

  说来也巧了，在20世纪70年代国内的政治气氛下，破坏性地震也频繁发生。这就给一些不同处境、不同思想、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提供了新的精神、行为空间。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公务员、教师、学生等社会人进入到地震预报的实践与探讨之中，他们自己设计、安装五花八门的“仪器、装置”，认真观测、记录，“创造”出许多分析、预报方法，甚至还有自己的预报“理论”。一时间，地球物理的、各地质学派的、气象学、天文学、生物学甚至是“周易、八卦”等等地震预报“理论”满天飞。而且，一些预报者声称自己的“理论”和方法，预报成功律达到百分之多少多少，甚至是九十以上，有的还“怀才不遇”地埋怨专业队伍没有采纳“准确的”预报意见。这样，大量的产出的信息不断地汇集到地震专业队伍中来，地震预报学者手中不仅有地震台站的数据，还有来自社会的资料，在其中搜寻、筛选和现场落实地震前兆信息，进行预报。同时，他们过历史和现代地震发生的时间强度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归纳出因人而异的预报“理论”和方法。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科学与否，多数专业的、非专业的地震预报者都是认真、负责任的在工作。因此，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一套预报方法和“理论”，这就是经验型的地震预报基础。这种经验型的预报即使在专业队伍里也有是、非的议论，但在70年代7级以上地震预报的实践中，四次（通海、昭通、炉霍、唐山）地震没有打“招呼”，二次（龙陵、松蟠）地震打了“招呼”，一次（海城）地震算是成功预报，可以认为是已见成效了。当然，这里科技含量有多少？对地震活动规律掌握了多少？对地震前兆的认识清楚了多少？等等都可以商榷，但减灾的实效是有的，经验型的预报方法在当时和后来的一段时期还是可以打点“招呼”的。但是，对经验型的预报方法没有准确、清晰的认识和分析，对某一些“经验”盲目地“现代化”将会造成多大的后果，是难以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