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明

四

沙颍贾鲁潺潺流，

水波涟漪荡荡舟；

滋养两岸千千载，

牵走心中万万愁。

我们家住的一条街是沿河的南岸由北向南伸展。街北头对岸就是北来的贾鲁河进沙颖河的入口。站在岸上一眼可以望见三川流水，右手不远的大洋桥，和正前方的二板桥。街道两边都是青砖黛瓦的平房或两层小楼组成的大小院落，门前有青灰色的大理石狮子威武把门，房脊上有虎视眈眈的龙兽镇妖避邪。小时候，姑姥姥家取媳妇，我们随姥爷一大家的人做船过河去参加婚礼，姥爷给我们小孩子做了手工艺品当玩具：他把鸡蛋中间打个小洞，倒出里面的蛋液，再放些水进去，拿一根火柴棍横撑在洞口，火柴棍中间拴一根线，我们手拉着线的另一端提着鸡蛋壳。灵巧的是，在蛋壳外面裹上用红纸剪的老虎、狮子、龙头、凤冠等等，每个小孩手里的动物都不重样。我们站在摆渡的木船里，把手里提的“飞禽走兽、妖魔鬼怪”伸出船傍外面，看到这些活灵活现的“精灵”在清清的水面上飞游十分开心。

升入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我的家乡”，每位学生都忘不了赞美家乡的“母亲河”，抒发自己的“颍水水情”。学校就座落在河岸边儿上。在那清清的岁月，似水的年华里。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去河边喝几口清凉的水，数河里的鱼儿。放学后，沿河岸边走边看河里的条条帆船。河面上经常会有一种轻巧的“老鹰船”： 两只小木船用两条横着的木杠并在一起，中间留有一尺的距离，撑船人两条腿各立在一只船舱里，手拿一只竹篙划水缓行。船头站立着二只鱼鹰，一旦看到水里游动的鱼，眼明嘴利的鹰即刻飞扑而下，一眨眼功夫便嘴叼着挣扎的鱼儿回到船上。这时撑船人会将鱼儿从鹰嘴里取出，放进鱼篓里。鹰的脖子是用绳子扎着的，所以既使嘴里有鱼也无法吞下肚去，抓捕的鱼多了，船主人便会给它们奖励。

爸爸妈妈都忙于他们各自的工作，就把我和大弟弟托付给了我姥姥照看。那时候，我姥姥一人要照看我的小舅、小姨之外，还要照顾我们姐弟俩以及二舅家的表哥、表弟及表妹。姥姥说我小时候就爱到处乱逛，为了防止我不告而逃，特意为我买了只像个小足球大的铁铃铛，让我拉着玩儿，以便我走动时有声音响亮，报告行踪。就这样我还是有几次逃跑丢失的记录，姥姥走了两条街才把我找回家。那段时期，我们一个月还不能见到爸爸和妈妈一次，所以每次看到妈妈都格外亲。

小时候从来都不知道妈妈会生气，没有见过妈妈发脾气。我5岁就上了小学，开始老师嫌我年龄小不愿意收。老师说教过我妈妈扫文盲，当然也清楚我的底细。每天清早，我姥姥要带上我送表哥去学校，看到与我在一起玩儿的表哥上学了，我不哭、不闹，可是，不管怎么劝说我不屈不挠就是不离开教室一步。在我的执着、坚持、闷蹩的努力下，老师终于允许我入学了。然而一个月之后，新鲜劲儿已过，我接着又开始了跷课逃学。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骑自行车，带上我们姐弟俩去郊区见妈妈。星期天又把我们送回到姥姥家。星期一早上到学校，所有的学生都集合在操场席地而坐，头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听老师、校长轮番训话。我哪能听得进讲什么话呀，想妈妈啊！举手上厕所，等走到厕所还是想妈妈，即刻拔腿就跑，尤其是路过姥姥家门口时，更是飞奔，以防姥姥看见。我跑累了，就改成走，只记得妈妈在东南方的杨庙，记得是一条大路不拐弯。路走一半，看到本来的一条直路，竟然出现了一个40度的弯儿，我开始朦胧了，座在爸爸自行车上的那天，没有留意到这个弯。我停下来，问了个过路的，告诉我径直往前走就到了。我原地站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同方向的路人。这人拉辆板车，上面座了个妇女，手里还抱个幼子，想必他们不会拐骗我这个幼女。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我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后面走。当看到那间在马路边不远的老房子时，兴奋劲儿大增，拔腿跑到了门口。妈妈正蹲在门口剥葱，当一抬头看到我时也异常高兴，紧紧地抱着我亲了又亲。妈妈问了我去她那儿的经过，一句也没有责备，只是说：“我们得快点吃午饭，而后回家通知姥姥，不然姥姥会着急你的安全”。结果正在我们吃饭的当儿，姥姥、四舅还有小姨几个人一起都找到妈妈工作的乡下了。大家见面都是高高兴兴。姥姥说，猜想我是知道了找妈妈的路，就有了主意。妈妈只是叮嘱：以后上哪儿都要告诉姥姥，以免姥姥着急挂念。另外妈妈告诉我：听说有一种“拍玄人”，他们只要拍一下小孩的头，小孩就会迷糊，眼前只能看到一条路，而且小孩只能跟着这个“拍玄人”走，小孩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我虽然是半信半疑，但是，从那时起，我一人走路时，不敢让生人靠近自己。

   我小学一年级即将结束，妈妈去学校见老师，问我的情况是不是要留级，因为我有一半的时间旷课逃学。结果，老师告诉妈妈，等我升到二年级就会好了。老师说：我虽然缺课很多，但是学习还可以，尤其是算数会用心，而不需要掰手指头或借火柴棍。如果让我留级的话，我逃学的次数会更多。这位老师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妈妈很尊敬她，背后都称她为北京刘老婆。妈妈对我讲：“升到二年级，是长大一岁，以后咱们就不再逃学了？”爸爸给我买了第一只钢笔，有空时教我写字和写作文。妈妈有时会教我打算盘。妈妈不论教我什么都是以鼓励和表扬为主，从小培养我的自信，建立我敢想敢做敢为的勇气。

小学三年级刚上了半学期，我得了一场无名的大病。高烧不退，直到完全失去了知觉意识。姥姥告诉我：我发了大半天的烧后，突然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牙齿开始紧闭。姥姥见状，一面找人通知我妈妈，一面找人拉板车送我去医院。姥姥座在板车上抱着我把她自己的手指放在我的嘴里，以防我咬坏自己的牙齿。一个星期后我才恢复了知觉。醒来时，妈妈在医院陪伴着。我的头发掉了一半，甚至手指甲都脱了一层。我刚开始下床后，头重脚轻走不了路，妈妈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练习。我出了医院以后，还会时不时的头疼肚子痛，一拖就是两三个月。等到痊愈后，爸爸妈妈一起送我到学校。然而，教务长说我已经不能继续跟班上课，只能在家等着重上下一年的三年级。爸妈都不愿意让我在家“等闲”，又去学校交涉，最后只好让我又回到当时的二年级跟班，而且本校的二年级老师都不愿意收我这么一个病怏怏的学生。学校就把我塞进了一个离家远点的分校就读。

新班的老师非常喜欢我，夸奖我学习好。我可能是人生地不熟，无人可玩，无话可谈，就招来一邦小男孩起哄，叫我哑巴。一天放学之后，我一人回家，当路过一群男孩身边时，他们又群起追着我叫哑巴，我只有加快飞跑。快跑到家门口时，后面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上前拉住我，说我把他的孙子打伤了，要找我妈妈理论。这样一大帮人冲入姥姥家的院子，正巧妈妈也到了。凶巴巴的老人一手拉着他哭滴滴的孙子，另一只手指着他孙子流血的下巴，说是我打的非要我妈妈带着去医院。我妈妈一面安慰老人，一面鼓励我说出事件的过程真相。等我说完，妈妈又让那群小朋友证实。这个男孩儿是在随着一群孩子追我的时候，自个摔倒在地磕破了下巴。而后妈妈就批评了这老人，他第一不该歪曲事实，第二不该那样动手抓住我。这人自觉理亏，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妈妈由此事教育我：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勇气揭示事实的真相，用智慧维护正义。

可能是妈妈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原因，她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看重，尽力支持我们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在小学四年级时，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后告诉妈妈，我们学校第二天表演节目，老师要求学生穿白上衣、蓝裤子、黑鞋和白袜子。除了黑色鞋子之外，别的我都有现成的。天色已晚，一时去哪儿找到适合我的黑色鞋子呢？妈妈说：“你就放心吧，明天你肯定能穿上黑鞋”。晚饭过后，妈妈就着手为我做鞋，而且是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先纳鞋底，再缝鞋帮，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坚持不住困劲儿，很快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觉醒来，一双漂亮的黑色平绒系带儿鞋摆在我床前，是妈妈一夜没有合眼新缝制出来的。

爸爸由商业局物价科的科员就提升为科长，两年后又到供销社物价科当科长。我妈妈也调到市内粮食局下属的一个部门工作。但是，我们还只能住在我姥姥家一间几平米的平房里，爸爸常住在他工作单位的宿舍，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就两边儿跑来跑去的住。

大概是在1966年的一天，我爸爸的继母，到我爸爸工作的供销社，说家里有个两间空着的平房要我们一家四口回去住，我爸爸当即没有点头答应她的“善意关怀”。结果我奶奶又三番两次去找我爸爸，劝说我们回家住，并且说：她看我们小家四口没有一个安定的窝，很心疼，房子是她通过打官司到中级法院才从我四奶奶的手里（我爸爸的堂叔家）争过来的。爸爸与妈妈商量了之后非常感激我奶奶的“关心”，觉得在新社会人们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心地都变善良了。这样一家四口心怀感激又有些忐忑不安地回到祖上的老宅院子里安住。

我们有了安定的住处，一家人都很高兴，妈妈还买了台崭新的缝纫机。很快爸爸就被上级领导抽调到四清工作队，长期吃住在农村。妈妈又上班又要照顾我们，有时我姥姥就过我们家帮助做饭。可是，几次过后姥姥就再也不愿意到我家来了，她不讲什么原因，只是让我们去她那里吃饭。后来是院子里一位打抱不平的邻居告诉妈妈，我的奶奶每当我姥姥路过她门口时她都会恶言辱骂。我的奶奶说：她费了大劲儿讨回的房子怎么可能让他人入住？原来是她以我们的名义打官司要到了房子，让我们住上一段时期，掩人耳目之后，房子还是要归她所属。

我的姥姥出生于一个大家，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又撕了票，她的母亲早早亡于这种打击。她与兄弟姊妹几人是由她的伯父、伯母抚养长大。她的伯父曾是冯玉祥的军需官。她的伯父因病早逝， 在去世时， 孙中山先生还送去了挽联。 值得惋惜的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怕被红卫兵翻出来批斗，所以烧掉了。我姥姥长得非常标致，身材匀称，五官精致，而且手巧，能做一手的好饭菜，缝得一手好衣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期，我姥姥能把面团做成各种动物，天上飞的鸽子、水里游的小鱼以及石榴、桃子等等。姥姥把积攒的碎布头拼成有美丽图案的枕头或座垫。小时候在夏天的月夜，姥姥会带我们一大邦孩子在院子里玩游戏，姥姥常常会讲故事给我们听。她为了帮我大姨带孩子去过河南的鹤璧煤矿、贵州的六盘水煤矿。她会把她看到、遇到的一系列事情详细地讲给我们听，其中包括座火车、乘汽车以及走山路等等。她讲：山有不同的种类，有的山是土山，有很厚的土层，不怎么长东西；大多数山全是石头，石头牙子山好像是会长，石头缝隙里有一点土就能长树木、生草芽。姥姥还讲过很多贵州的风土人情，各种少数民族的服饰，以及贵州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鸡蛋拴着卖，辣椒当小菜。我很爱听这些，姥姥的故事引导我一直想象着、好奇着、也向往着外面的大世界。我姥姥从小练就的贤惠是无人能比，她从来没有大声讲过话，更没有见她训斥过他人。我奶奶无缘无故辱骂了她，她只是默默忍受，选择逃避，竟然连我妈妈也不告知。  

我刚刚升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课间时间我和班上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生去河边喝水，她带了一只陶瓷小水壶，水壶是一只桃子的模样，由壶底向上灌水，水灌满之后再把水壶上下翻转。我对这把水壶很感兴趣，当时看到清澈的河水中有众多的小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非常开心，我站在一块石头上面尽兴地用水壶捉起小鱼。结果我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就掉在水里，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我走了几步爬上岸。我们俩儿当时都没有感到什么害怕，而且岸上的那这位同学看到我爬的动作还一个劲儿地笑。虽然我一身水湿，心里感觉耽误了课有点紧张，可是也并未觉得有大错，还是和同学赶快跑回教室。进门喊声报告，老师抬头一看，忙问了缘由。从老师的神情才感觉到事情重大。她让我们立即到学校办公室等，负责年级的老师又问了一遍事情的过程。等到下午，全年级师生开专题大会，会上年级长宣布：“周明明无组织无纪律，私自下河游泳(学校不允许学生在校期间擅自下河游泳)，她的生命就剩这么长”。 老师伸出两个手指比划似一寸的样子。就这样， 年级段长把我下河喝水，不慎落水的事实篡改成违反校规，擅自下河游泳而差点溺水。年级段长喝令取消了我学习委员的职务，并记下大过一次。当然这位同学也陪着受到批评，说她见死不救。她又反过来谴责我背后讲她的坏话，她才被牵连进去。晚上回家给妈妈诉说了情况，妈妈好心疼，说是后怕，万一溺水那该怎么办呀！妈妈向老师问情况，老师讲对我的处理重，是为了“杀鸡儆猴”，为教育学生不要擅自到河里游泳。确实那沙颍河里几乎每年都有小孩溺水的事故发生。一旦有学生在上学期间溺水，老师的责任也就随之增大。可是遇到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老师妈妈也无奈，只是再三叮嘱我以后不要再轻易到河边喝水。现今的孩子哪能想象与理解那个年代的清贫，学生在校园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可喝的水，学生也没有上学带水的习惯和条件，在学校渴了也只能忍受。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一堂数学课上，老师让几名学生在黑版上演算数学题，看到其中一名高个男生不会做题，我就小声给同桌的男生说：个子比老师还高，不知道怎么做题。这个同桌却故意大声在课堂上讲：“老师她说你还没有学生高”，这个矮个女老师听了之后，一时就怒不可遏，猛地抓起她教桌上我的考卷撕得粉碎，还宣布我的100分等于零，她当时根本就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回到家，我很委屈地将此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为此专门找了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了解情况，知道我说的属实。那位老师确实个子矮了点(我那时真没有觉得老师个子矮，只是感觉那位男生个子高，而又有点笨)。妈妈谁也没有批评，轻声地告诉我：“老师的自尊心受了伤，过几天后会好的，以后说话注意不要轻易讲别人的不好，你的成绩不会受影响”。总之在那时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见到妈妈发脾气，或甚至抱怨任何他人。

那是“文革”前的光景，春、夏季节跟随妈妈去河边洗衣服，每周妈妈会洗一大竹篮的衣服，我可以玩儿上大半天。看清澈的河水里一群群的小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欢腾，一团团圆嘟嘟的黑色小蝌蚪无拘无束地嘻戏。到了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的季节，河面上会结一层冰。妈妈每周去河里洗衣服。她先在家里用热肥皂水将衣服烫一会儿，用手搓一遍，而后去河里清洗衣服上的肥皂。那时家里还没有自来水，吃、喝、洗用水全要靠街头上水井里的水，或是花钱雇人送河水到家里。即使是在后来我已经十几岁，完全可以下河洗衣服了，到了冬天妈妈还是坚持她去河里洗衣服。妈妈说“女孩子的手干太多粗活，长大后伸不出来”。在那天寒地冻的时节，河边寒风格外凛冽、刺骨、钻心，会把人冻得缩成一团。我每次陪妈妈去河边，妈妈都把我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还要我不停地跑动，不至于冻僵身体。到了河边，妈妈先用棒槌砸开水上面的冰，才可涮洗衣服。每次回到家里，妈妈要花很长时间来回揉搓冻得又红又肿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