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主人按：今年的9月10日对于我来说是个最重要的教师节，之前的28个教师节基本没啥感觉。这应该和我的“研究员”身份有关，尽管我也有北京教委发的教师资格证，但并非是一个经常有课教的教师，只是由于自己对教学还有些兴趣，我有时候会到各地不同的大学去讲“短”课，或连续的三、五次课，或一次稍长的学术报告，以慰俺想当老师的一颗心吧。】

【讲课之外，我的视野一部分还放在了基础教育方面，一度在《人民教育》等行业杂志或相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应该说，还是感受良多滴。就基础教育而言，中国目前就只是传授而言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意识形态的味道也比较淡些，而就考试能力说，在各类奥林匹克比赛方面得到的金牌数都不比教育发达国家差，但是，同样的这群人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和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可以毫厘计了，这也许和基础教育已经偏离了教育方向有一定关系——振幅随时间延长而增大了嘛！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理解方式看问题，由于高等教育更容易和教育发达国家接轨，其实本来是可以在这一阶段把基础教育偏离的那部分纠正过来呀，可惜的是：没有，反而南辕北辙，更加背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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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评价和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负担正在减轻，尽管“高考吊瓶班”、“社会辅导班”、“提前占坑班”依然冲击大家的眼球，负担的减轻还没有达到社会、家庭、政府、个人都满意的地步，但是兴趣学习、多样化学习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对于之前单一的“分数”评价会造成学生一味追求成绩的现象，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点负担”现象，而多样化评价则必然容易演变为“面负担”现象：由于学生潜力的未知性较强，很多家长往往会在诸如音乐、美术、舞蹈、文学、发明或体育方面对孩子进行多方位进行挖潜，以找到孩子的兴趣和天赋所在；如果孩子的每一年级都处于这样的一种“寻找”状态，自然还会对孩子造成“体负担”——比“面负担”还要复杂和具备累积性，而这正是“多元化评价”本身的问题所在。事实上，李云迪也是因为被妈妈强迫学钢琴才造就出来的“大师”，而这类事例的广泛存在更加强了家长给孩子“加负”的理由。也就是说，多样化分流了家长对学生的压力“点”，变成了分散式“面”或“体”上的压力，但是如果处理不好，“面”和“体”的负担可能会更重。

学生面临的压力归根结底是未来在社会上的“生存压力”，这是根本性的、客观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有，其根本性的解决策略是取消或减轻生存压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又会造就“懒人”，此时还需要用更合理的“激励”、“动力”机制来促进优秀者通过不断创新纾解“懒人社会”带来的问题，北欧几国就是很好的典范。

也就是说，就学业负担而言，是从社会上的“生存压力”逐步传递、波及到学生身上的，这也使我们认识到教育行政部门作用的有限性，事实上，它在学校、老师方面的管理措施和潜力已近挖掘殆尽，进一步措施的边际效应已经不再显著。目前的负担主要是学生家长的自发需求，而这恰恰是教育行政部门难以作为的，需要更多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家长、公众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教育行政部门的能力所及只在学校，而学校只能作用于教学和教师管理，只能合理安排学生的课堂时间，局限性太强。对于校外的各类辅导班则无能为力，比如，即便很多辅导班涉嫌违规开班，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一家能够解决，这就需要由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共同行政，对其加以限制或取缔，才可能间接地实现减少学生负担的目标。

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点都不能继续有所作为，这里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

一是在对学生的升学考察中，加大课堂评价的比重，将考核内容中可以从课外班上获得的能力尽力淡化，二是完善公平公正的升学秩序，小升初的电脑排位比例继续大规模提高，中考的渠道和选择更宽广；三是均衡配置优质学校和其他学校的教育资源，加强老师、学校管理层之间的交流，试点进行学生间的交换等；第四则是加强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得大家共同发现学生本人的兴趣和特长之所在，而不是家长在课外增加“面负担”不停试错；第五，还可以使班级和学校管理更加动态化，加速内部不同班级间的学生交流、老师交换等；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加强兴趣引导，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有特色特点的学生，拥有自己擅长的空间和技能。在这个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一定能有所作为。

我国很快就要在9月10日赢来第29个教师节，面对这个国家重视教育、重视教师的标志性节日接近“而立之年”，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也应该逐渐成熟起来了，我们期待着这个节日也能成为学生们欢乐轻松的日子，老师和学生在传递、分享、学习知识的同时，越来越兴致盎然，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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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随着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评价和需求呈现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正在逐步减轻。尽管“高考吊瓶班”、“社会辅导班”、“提前占坑班”依然冲击人们的眼球，减负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在各地城乡的许多中小学校，兴趣学习、多样化学习正逐渐成为主流。

　　对于仅以分数评价学生、造成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的现象，社会关注较多；而多样化评价有时也会演变为学生负担，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却容易忽视：由于学生潜力的未知性较强，家长往往会在奥数、文体竞赛等方面对孩子进行全方位“挖潜”，以发现孩子的兴趣和天赋所在；如果孩子总是处于这样一种“被挖潜”状态，负担自然就会加重。也就是说，多样化评价虽然分流了家长对学生的压力“点”，但有可能变成了分散式的“面”上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好，负担可能会更重。比如，某些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人士”的“成功事例”，被人们普遍传诵，无形中强化了家长给孩子“加负”的理由。

　　对于学生负担的根源还应当理性分析。学生面临的压力归根结底是未来踏入社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只要社会上的竞争压力存在，就会逐步传递、波及到学生身上，变成学业负担。目前学生负担较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家长的“自发需求”，这看似是教育行政部门难以作为的。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对象是学校，对于家庭教育特别是校外的各类辅导班，教育行政部门显得无能为力；即便是对违规办班现象，教育部门一家有时也很难解决，需要由相关行政管理机构通力配合，共同规范管理，才可能间接地实现减轻学生负担的目标。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可以在学生减负中消极缺位、推诿责任、无所作为。

　　事实上，为学生减负，各级教育部门大有可为。作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教委、教育局的重要职责，是维护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确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同时，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具体措施，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比如，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上，可以鼓励、引导学校开设前沿课程供学生选修，加大文体、社团活动的比重，加强校内不同年级、班级之间的师生交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快乐、自由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比如，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完善公平公正的升学秩序，尽可能地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包括坚持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继续大规模提高小升初的电脑排位比例，同时拓展中考的渠道和选择等；再比如，均衡、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相对地“扶弱抑强”，进一步推动公立学校之间教师和学校管理层的交流，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尽量弱化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的“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