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段时间说过自己经常要在生活中重复“吃辣椒-->扁桃体发炎-->吃药不吃辣椒-->身体好转-->吃辣椒”这个过程，这几天好像没有很迫切地吃辣椒，但是扁桃体还是发炎了，这肯定和天气干燥有些因果关系，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扁桃体的一些往事。
　　我小学毕业之前一直住在一个叫“耿山口”的村子，因为相对之下村子还算大，所以，医务室的规模比邻村的大一些，但是，糟糕的是，两个大夫的水平都很一般，所以，反而使得我们村上的人有了什么严重点的问题得去邻村“刘庄”去看，那里有一个据说医术很不错的大夫叫“刘振银”。
　　我记忆深刻的两次和刘振银发生联系当然都是因为我生病，第一次还在我学龄前的时候，那年刚好是山东少见的冰凌天气，我高烧不退，在本村的医院拿了药吃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我母亲只好冒着刺骨（绝对是不夸张的说）的寒风去了刘振银的诊所，取了药回来我吃下好像第二天就好了。现在，偶尔见一次冰凌我就想起我母亲寒风中走路的样子，也顺带想到了邻村这位当时的“名医”。

　　第二次去刘振银的诊所则是因为我肚子疼，疼得厉害，又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哥哥背上我，跟着母亲就又去了，当时，因为害怕是阑尾炎，还叫上了我一个当时看算是见多识广的表舅，在路上他就直接排除了阑尾炎的可能，因为方位刚好相反。
　　在刘振银那里，很必然地就药打针，多数小孩很奇怪地都害怕打针，我也不例外，我母亲就安慰我说，这是刘庄的医生，打针一向不疼，记得那大夫听到这样的夸奖还很自信地笑了笑。于是，我的恐惧大减。
　　我母亲喜欢描述刘振银打针的样子，就是“当针进入臀部的时候液体同时注射了。”所以，还没有感觉到疼的时候针头已经拔出来了。
　　现在看来这是很不科学的，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应该一边注射一边按摩臀部，以使针液能够慢慢吸收，现在对大人打针都这样，更何况对儿童呢。
　　当时自然管不了这样多，反正打针不疼的就是好大夫。
　　现在判断，那次我的肚子疼应该是一次肠胃炎。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到扁桃体呢。别急，以下就要谈到了。
　　
　　我家从耿山口搬到石庙村是在1984年的事情了，石庙村实际应该是我更应该待的地方，因为我爷爷奶奶住在那里，而耿山口则是我母亲生长的地方，但是，由于我爸爸妈妈当年在这个耿山口村当老师，所以选择了住在那里，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石庙村有很多阮姓村民，据称都是阮小二/五/七的后代，所以这里还算在水浒传里就被提到过了。搬家是因为我爸爸早已离开了耿山口村去了另外的代庙镇中学工作，搬家的时候我刚上初二。

　　某次假期，我在家老是高烧不退，去村里的诊所拿了些药也前去看过，可是总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妈妈很着急，就决定去山后的刘庄找也是姓刘的一位大夫来看看，这里的刘庄和前文的刘庄并非一个，但是却是有血缘关系的，根据位置的不同，常把前者叫成南刘庄，而把后者称为北刘庄。
　　北刘庄的这位大夫应该算是出诊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力气前往了，而当时少年的我也已经是我哥哥难以承受之重了，距离又远些，还要绕过一座山。
　　这个刘大夫是个笑眯眯的人，稍胖，显得让人放心，他让我张开嘴“啊”了一声就果断地判断是扁桃体发炎，于是，放弃了吃药和打针，直接进行静脉注射，还没等注射完，烧就退利索了，而此时我已经发烧3天以上了，不高烧的感觉显得格外轻松，我老认为自己现在都记得。
　　除了感激之外，更多的就是对这位刘大夫的信任了，以至于以后我一发烧就立刻想到自己的扁桃体，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而古怪的是，当我怀疑扁桃体出了问题时，一般还真是它出的问题，而不是咽或者什么其它部位，于是，胡乱吃些最普通的消炎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之后就是关于扁桃体存费之争了，象盲肠一样，不少人认为扁桃体也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这样的扁桃体老出问题的人就应该果断地选择割掉，可是我总是有点舍不得。
　　在山东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个来自山东即墨的一位熟人家的儿子来上计算机系本科，他看上去身体就有点弱，在军训的时候不断低烧，后来他那当大夫的妈妈终于忍不住了，从老家过来把他接了回去，将扁桃体一把刀割走了，之后我和这个孩子还有些交往，不过他始终就是个豆芽菜，在大学阶段就没有长胖过。我想，身体的强弱应该是和扁桃体没有关系的吧。
　　我不割扁桃体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老觉得如果割掉它，原来该它受的罪就会转移到其它器官去，而那些器官是不可缺少的，这些病变也许会造成更糟糕的后果。
　　
　　这次主要由北京的干燥造成的扁桃体问题害我一时都没有找到很合适的药，就吃了个适合各类炎症的，然后在昨天去药店又买了一盒，到周日烧算是退得差不多了，希望周一的时候能够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