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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残》:文化的线索或因果? 精选

已有 4920 次阅读 2017-6-13 09:53 |个人分类:书论|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不同民族或区域的人存在着非常有趣的差异性,原因何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甚至,为了获得关于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的解释,还特别建立了“文化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方向。而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她的那部闻名世界的《菊与刀》就试图去解释“日本为什么如此矛盾”这个让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当然,对于美国人而言,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后又在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之下战栗地投降了,所以相比德国,似乎有了更大的研究价值。但是,本尼迪克特究竟有没有解释清楚日本为什么如此矛盾呢?她在书中提出的耻感文化是否足以作为理由呢?这些问题永远不会像行星围绕恒星转动那样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们认为,灾害对于日本今天各类具象化的表现形式之影响,其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地理特点带来的大量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日本人的情感、心理与行为;继而对语言的形成、文学的形式产生间接影响;接着在意识形态上有了更为充分的展示,如集团主义与自我隔离,深沉凝重与轻快简单,都是灾害影响下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体现;然后这些特征又表现在更为具象化的内容上,如推理小说、日式艺术、和食、运动等;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做事认真、战争凶残、学习时一丝不苟、超越后狂妄自大等现象。

  首先,各类自然灾害在一个岛国不断重复发生,会对岛上的居民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刻录在日本人的DNA中。灾害一方面使日本人对事物的结果总能无条件地忍耐,另一方面,灾害也成为日本人更加拼命工作的动力。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使日本人将国家看作一艘封闭且随时可能倾覆的大船,大家都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上。这种心理驱使日本人不停地忙忙碌碌,从永无休止的自我努力中获取安全感。战后的技术更新和质量上的精益求精其实都是为了寻求安全感而作出的努力。这些心理后来慢慢演变成“物哀文化”、“御宅文化”、“御灵文化”,乃至“天皇文化”。

  其次,他们的行为依据外界的灾害环境变化而不断做出强制的理性反应,包括对于死亡的整体无所谓,以及面对已知死亡时的格外亢奋,甚至极端地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而非终结等等。

  第三,日本人的语言文字特点,如“文末决定论”、“敬语”、“暧昧”等,也充分体现了灾害频仍的特征。类似地,他们的文学难道不也是灾害影响下的表现吗?短短几句的俳句,忧伤而沉郁的基调,都是外界环境映射到语言文字中的镜像。日本从英国舶来但有其本土特点的推理小说中充分展示出的“旁观者心态”,略显过度且浮在表层的对话描写、意识流刻画等,也都是灾害面前日本人认为不再需要清晰表达的一种体现。

  第四,日本影视所关注的历史与现实也是日本人对于灾害的一种特定视角下的观照。比如《罗生门》在悲戚的淅淅细雨中反复咀嚼死亡,《望乡》中那份对于抛弃自己的国家所饱含的爱恨情仇,《午夜凶铃》中特有的日式恐怖,只有日本才会有的平淡哀伤的《入殓师》,都是日本在灾害影响下的艺术性的浓缩和显露。

  总之,日本的历史展现了风险无所不在、灾害随处发生的环境特征。生命因之无助而脆弱,环境和历史共同对日本的国民性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具体展示在内敛的心理、无畏的行为、深沉的情感等方面,最后在日本的语言、文学、影视、艺术等方面得以更为具体化的表达。

  所以,我们重新审视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矛盾性的理解——

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

  日本人生性好斗的背景是急于脱离周围恶劣的灾害环境,他们几次脱岛入陆都从侵略朝鲜开始,体现的正是这种摆脱既有状态的强烈需求。这是涉及到日本民族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节,日本内部的这类争斗也有类似的背景。他们的谦和(而不只是温和)反映的是,只要不涉及存亡大事、或根本没有机会对存亡之事进行争取,则“死亦非大事”、“何苦穷争执”的平和心态。二者并不构成矛盾。

黩武而又爱美;

  日本武士阶层的逐渐出现是在11世纪左右,武士道也成为日本人所秉承的一种价值观。此后漫长的战国时期使武力称雄成为当时大名们的唯一选择,这更加强化了黩武精神。即便如此,长期以来“生命无常”的状况所形成的“尊严死亡”的价值观依旧是大家追逐的目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优雅赴死成为武士道的一部分,而平素生活中对美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毕竟谁都不知道何时就要面临下一次死亡的风险,那不如像樱花般灿烂一回吧。

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

  在这一条里面,“彬彬有礼”和第一条的“非常温和”,“倨傲自尊”和下一条的“顽梗不化”非常类似。对象有所不同,态度自然会有差别;即便对象是同一个,在形式上的追求礼貌与实质争夺中的不留情面也并非是完全矛盾的两面。

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

  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是举世瞩目的,他们在“大化改新”时学习大唐的体制、语言、文化、宗教,到了近代“明治维新”时又学习西方的制度、技术、科学、军事,且都亦步亦趋、有模有样。但是,这些学习都是有原因有目标的。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能力解决本土上防灾减灾的难题,所以要想试图摆脱在灾害面前的无力甚至摆脱灾害环境,就必须对外学习(隐含着对外扩张)。他们又具有顽梗不化的特征,一旦获得自信和能力,他们就要超越自己模仿的对象、学习的老师,进行资源(包括地盘和控制力)的争夺。日本侵略中国、偷袭珍珠港都是鲜活的例证。

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

  驯服是示弱的表现,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当日本人发现有更强者的存在时,或者说对方能够给自己提供安全感的时候,是很容易驯服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日本人作为个体,很容易服从于力量更大的群体,在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的巨大灾难面前更是如此。但是,当力量均衡、或者有所超越的时候,内心中的骄傲就体现为不愿受人摆布。

忠贞而又易于叛变;

  日本人的忠贞主要体现在对领主或天皇的崇拜上,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下,人们(不仅仅是日本人)总要寻找到一种象征来获得安全感,哪怕只是虚幻的。而领主(大名、将军)或天皇恰恰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实际上,广布日本神社里的各类神灵,甚至包括生前曾是恶棍的人,都可以成为日本人寻找安全感的代表。而易于叛变也是依据安全感的多少而改变的。所以,忠贞或叛变,都取决于一个群体的“安全感”何在。

勇敢而又懦弱;

  本尼迪克特提及的这一条和上面所述也有相似之处,不再讨论。试想,一个连死都无所谓的族群,当然会在势均力敌或有优势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敢。而在大规模的灾害面前无能为力的族群,又怎么可能不懦弱。

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岛国心态(Island mentality)一般指的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在社群是最特殊、最优越的心态。它往往形容地理上与其他区域隔绝的社群,也用于形容缺乏与其他社群互动的交流者。中国的“夜郎自大”体现的也是一种岛国心态,这就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最终将导致保守心态的出现。

  而当所在岛屿面临着无法抗拒的生存问题时,岛国自我优越的心态就会转变为侵略心态。走出岛屿、走向大陆不仅可能是这种主动选择的行为,而且可能是非自愿的被动行为。由于岛国四处的疆域都处于开放的状态,很容易被外界强力打开,新的生活方式也就很容易到来,基督教在日本的传入甚至比中国更早更广泛就是鲜明的例证。而明朝万历年间,在丰臣秀吉的指派下,作为主要将领之一、率兵侵略朝鲜的小西行长就是日本基督徒。


  最后,让我们重提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引用的那句铭文——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于罗曼•罗兰先生而言,他希望大家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中看到绝望里的希望,能够在粗糙生活的磨砺下成就超然,既与这个暴戾的世界平和相处,又能坚持自行其路,提升自己的品行与能力。这是一条战斗之路,也是成就强者之路。

  而对于日本人而言,生命总是无常,所以甚至需要珍惜每一次得以自主选择尊严死亡的机会,这是一种对“恶死”的主动逃离。

  此外,在能力增长或实力膨胀到自认为能够抵御身边的自然灾害之后,还要面对自己设计制造的系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因地震引发的核电站泄漏风险。即便征服了这些自然的或人因的灾害,还将会唤醒内心的狂野与孤傲,误以为可以通过强力脱离岛屿这个多灾环境而踏上平稳安定的陆地,以获得内心更大的安全感。但是,世界总归善恶有报、天道循环,“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所以,日本人也要多看看克利斯朵夫的奋进与努力,在对整个人类有重大贡献及与世无争的平和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以赢得国家和人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崇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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