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说明：这是一篇旧文。所以重发，是因为今天上网看到戴建业教授评论韩寒的博文《除了真相，还是真相——韩寒事件杂谈之一》，使我想起与戴教授的一次交往。2010年四月，在一次严肃的学术会议上，在我发言的时候，戴教授和其他两位高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到目前为止，在学术会议上，只要我发言，都是全场鸦雀无声，戴先生在我的学术史上有创新之功）。下面旧文中“主办人师兄的某兄”就是戴先生。当时没点出他的大名来，是觉得有碍其隐私，现在知道戴先生已经是一位公众人士，已经没有要为尊者讳了。

我抄写的《尚书·康诰》，用纸的是工厂包装纸裁下来的边角料

我在某次学术会议听演讲时抄写的《尚书》，上部为《秦誓》下部为《康诰》

       我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诵习经典文献是我的日常功课，这些文献当然包括《尚书》。我最早读的《尚书》篇目是《盘庚》、《无逸》和《秦誓》。《盘庚》篇是从一本破旧的《中国文学》中读到的（参见本博客的博文《书缘》），当时基本会背诵，后来只记得若干片断。《无逸》和《秦誓》是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时从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读到的。当时背诵了《秦誓》，上本科后又背会了《无逸》。

      读研究生后，和历史系秦汉史专业的同学龚留柱、陈长琦住一室，和先秦史专业的李玉洁、史建群、郝铁川等同学接触也比较多。我本喜欢历史，又受到同学们的影响，所以注意历史文献的研读。《尚书》中，先后又比较仔细地读了《酒诰》和《梓材》等篇。后来因为写文章，又反复读了《尧典》等。但读博士生前，没有一次认真通读《尚书》全书。

      读博士生后，因为偶然的原因，分两次将《尚书》通读了一遍。事情是这样的：

      我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博士生招得非常少。全校十个博士点，一年只招十三个博士生，研究生楼里绝大部分都是硕士生。我是一个好事的人，到硕士生那儿串门的时候，常给人家出一些点子，尤其爱鼓动大家深造。董莲池教授当时是古汉语专业的硕士生，上学的时候已经两个孩子了，老婆又没有正式工作，生活很紧张，我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鼓动他报考吉林大学的古文字学博士生。竟然把他说动了。当时吉林大学古文字学博士生入学所考的古文献一门，内容实际就是《尚书》，我自报奋勇陪他一起读，用的读本是曾运乾先生的《尚书正读》。从前往后，读到一多半的时候，董兄家里有事，没能读完。可就这也起了作用，董兄硕士毕业时，如愿考上了吉林大学古文字学专业。

      第二年，我又把心思用到了张希峰教授身上。张兄当时跟著名语言学家王凤阳先生读硕士。王凤阳先生是孙常叙先生的传人，水平很高，张兄学得扎实，并有意跟从王先生进行语源学的研究。我对他宣传说，单纯研究语言意义不大，（按：我这一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这是历史，不容篡改）不如以古文字为工具研究古代文献，并举王国维与李学勤先生的成功为例，不想把他也说动了。我作茧自缚，也陪他一起读《尚书》。一向没心眼的我，不知怎地，这次却鬼使神差，提议从后向前读。这次又读了一多半，被迫中止。原因涉及敏感问题，不便在此详述。第二年，张兄也考上了吉大，跟姚孝遂先生读博士。总之，由此《尚书》分两次读完，中间部分有重叠，也正与我的研究兴趣相合。

      前年，从媒体上看到“清华简”的消息。说其中有《尚书》的《金縢》《康诰》《顾命》等篇。我于是决定以熟读这三篇为中心，再把《尚书》读一遍，为参与该项研究作准备。当时和学生一起读，背会了《金縢》和《康诰》，穿插着读了《大诰》《梓材》《酒诰》等十多篇。《顾命》背诵了一小部分的时候，因故中止了。

      我读《康诰》的时候，下了很大工夫，一共抄写了十四遍（原以为是十三遍，原因详后）读过二百多遍。我每次抄写后，要数一下各段落的字数，以免有漏字。再分句背诵，每句下划线以免有遗漏，（上传影印件上有这样阅读的痕迹）又结合《尚书》相关其他各篇思考，结合各本研判字词就不必说了。这样，读后收获很大。

      比如《康诰》首段“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一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断为“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曾运乾先生《尚书正读》本断为“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我以为阮刻本断句较优，但“侯甸男邦采卫”中有误衍而前人不敢疑经。按《尚书》列诸爵称，多“侯甸男卫”、“侯甸男”连言，或并称之邦伯，如下例：

      《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召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康王之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

      根据同书自证之法，故可推断，《康诰》此处必有误衍。仅此一例，可见我读《尚书》之尽心。上面说过，我原以为此次读《尚书》共抄写过十三遍《康诰》，前不久发现，实为十四遍。这第十四遍就是上传影印件第二篇，与《秦誓》连抄的一页。

      这事的起因比较滑稽。前两年，我参加位于北京的某教育部重点师范大学主办的一个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上安排的主题发言者是位于河北省的某师范大学的一名副校长。这位先生学问之差人尽皆知，可因为是某参政党的当地头头，竟青云直上，放了道台。按照眼下“庄家通吃”的游戏规则，官大了，学问似乎也会跟着长上去，可他的通篇发言只是一些错误百出的教科书“常识”。我听得实在难熬，碍于邀请者的面子，又不便拂袖而去，只好坐在自己的坐位上，在大会发的材料背面默写《康诰》。默写完《康诰》，又从包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尚书正读》来抄写《秦誓》（上传件中，《秦誓》在前，可能是不止抄一过，也可能是我记忆有误）。因为是抄写在会议材料背后，所以无意间保留了下来。现在提到这份抄件，和下面的事件有关。

    2010年四月，我应邀参加南昌大学国学院成立大会并相关学术研讨。轮到我发言时，上面谈到的这位副校长竟旁若无人地大声和旁边的两位先生说笑，会场很小，局面令人难堪。我忍无可忍，拍案怒斥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我说，某兄（说笑三人之一）是主办人的师兄，某兄（亦为三人之一）是大刊物的编辑，他们随便些，也便罢了，你什么也不是，又没有学问，还敢这样目中无人！会后，方勇教授对我说：“你的话传出去，要成为对他的定评啊。”

      前段时间，师兄华锋教授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优酷网有一个和我有关的视频。我上网一看，原来是好事者将我怒斥其人的视频传了上去。视频中，在我离席后，这位先生大放厥词，声称我“欠揍”。我的师兄杨树增教授见此，扬起右手不平地说，那你出去和他比试比试！这位才闭了嘴。我们两人在学术会议上的表现，是当下学术界的剪影。

     前年，某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有人对其进行学术批评，在网上漫骂对方是“屁眼教授”。方铭教授对我说，他很为这种现象忧虑，结合其他高校中的问题，写了一篇名为《警惕高校的黑社会现象》的博文，可被网站删除了，当时没留底稿，就此成为一个遗憾。我想，漫骂就可以被认为是黑社会的苗头，以暴力相威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