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4年第2期转载的新闻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标红部分为刘文的相关内容）

 引言

     “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题目，乍一看，有些莫名其妙，其实并非故弄玄虚。它与《巾舞歌辞》事件有密切关系。有关《巾舞歌辞》，本博客的博文《<巾舞歌辞>与中国文化史》说：

      “今天给古代文学研究生讲方法课，内容是《汉魏六朝乐府曲唱文本解读》，重点讲解了《巾舞歌辞》。这是保存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是千年未解之迷，由先师杨公骥教授破解，世人始知其为中国最早的戏剧科仪本。它的破译改写了中国戏剧史。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能读懂它了，悲夫！”

      博文上传后，有学生留言戏称：“‘只有我能读懂它了’——难道就不能有人与你‘不谋而合’了么？”网友头上的蝴蝶留言说：“一楼的， 我听出来了  你在说大路上当关的西北人。哈哈 ！只不过 ，他的学生比较多，回击的文章不用自己写。这是一场不对等的争吵。”这些留言好似谜语，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前几天给学生讲课，以有趣的方式触及到这个问题。引起我写这篇博文的兴趣。

 正文

      先师杨公骥先生对《巾舞歌辞》破解，使有剧本可考的中国戏剧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杨先生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39年后，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当时为副教授）在《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一辑发表《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的演出脚本研究》一文，篇中说：《宋书﹒乐志》所载汉代“巾舞歌诗”《公莫舞》一篇，读起来如同《说苑》所载《越人歌》的越语原词，无从断句，也莫明其妙。因为是璞玉未理，它的价值也就很难估量。我……终于发现：它是一个代言体3场歌舞剧脚本。最近看到杨公骥先生的《西汉歌舞巾剧<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引者按：应为《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刊《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鄙见有的地方与杨先生不谋而合……”

    同门师兄赵敏俐教授是汉代文学专家，熟悉《巾舞歌辞》的研究历史。他对我说，“‘不谋而合’这种说法太恶劣了”。我曾多次对学生引述赵兄的这句话，还添油加醋地发挥说：杨先生1948年破解这篇文献时，赵某才6岁，说不定还穿开裆裤呢。杨先生的文章1950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赵某也才八岁，刚上小学一年级，那儿说得上什么“谋”不“谋”啊？这就是前述学生留言中“不谋而合”一典的出处。

       网友头上的蝴蝶留言所涉及，则是这一事件的衍生品。    

       赵逵夫教授《中华文史论丛》文章发表那年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个事件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赵逵夫教授的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93年，我到南开大学看望正在那里读博士的老朋友左东岭兄，其间提到杨先生的文章。左兄说，听说不久前有人破译了那篇文献（指《巾舞歌辞》），作者好像不是说杨先生啊。我大吃一惊，赶快把相关材料找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于是决定写一篇文章以正视听。

      我所服务的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是1954才成立的，没有收藏1950年的《光明日报》，母校图书馆所藏不巧又都缺这一期，于是我委托左东岭兄在南开大学替我复印了1950年7月19日的《光明日报》，后来，又在东单的中国书店买到了印有赵逵夫教授文章的那期《中华文史论丛》，提笔开写。写作中，发现杨先生的研究也尚有一些应当改进之处，而赵逵夫教授的文章太差了，问题成堆。结果我所写的文章太过冗长，到《文献》编辑部谈稿子时，主编贺敬美先生要我在文章中只正面谈自己的观点，不涉及赵逵夫教授和其他人的文章。我听从了贺先生的建议，后来在《文献》上发表了学术界所熟知的《<巾舞歌辞>校释》一文。

      《<巾舞歌辞>校释》发表后，我心有不甘，读赵逵夫教授的文章下了那么大功夫，这些时间和精力都白花了？一天，在资料室又偶然发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4年第2期很奇怪地刊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报道。这篇名为《在楚辞、宋前戏剧及氐族史研究等领域——赵逵夫解开一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之迷》的新闻报道，不知怎地被《人大复印资料》看上了。我读后，更觉历史真像这样被歪曲实在不公，于是将有关材料整理成《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商榷》，批评赵逵夫教授文章中的十类（请读者注意量词）错误，并在引言中指出：“赵文所述，与《巾舞歌辞》的研究历史相去甚远”。文章投到母校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1999年第3期刊出。这下子闯了大祸，引起赵逵夫教授周围一大帮人的长期围攻。这就是网友头上的蝴蝶留言所说“一场不对等的争吵”的来历。

      我不认识头上的蝴蝶，从留言的口气来看，他是古典文学圈子里的人，在这个事件上，对我抱有一定的同情。我感谢他的好意，不过，这位网友可能不知道，尽管我手中不像赵逵夫教授那样掌握着许多资源，但真理在我一边，而且我以为自己的学术能力要比赵逵夫教授和围攻我的那些先生们加起来还要强些。所以“不对等”劣势一方似乎不在我。下面说到正题。

      站在赵逵夫教授一边围攻我的人中，除了赵逵夫教授的一帮学生外，还有一个名为刘瑞明的先生，据说是在甘肃某师专（在高校大跃进中大概已经升格为什么学院了）工作。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很积极，写过多篇文章攻击我，可水平实在不能提。其中一个细节，就是本博文题目的来历。

      2002年，这位刘瑞明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秋之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的文章。说是“评述”，其实主要内容是借攻击杨先生和我，而替赵逵夫教授作辩护。《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同意我写一篇回应文章，这就是我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所发表的《<巾舞歌辞>研究的历史真相——驳<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一文。刘瑞明先生那篇文章的问题太多了，为版面所限，好多有趣的内容没有能够写进去，下面所谈即为其一。

    从上传影印件可见，刘瑞明先生在文章中攻击我和杨先生说：“杨文、姚文所议科介语有二十个，多是误说。”“如：观众席坐北朝南，演员相反，‘转南’即转身而背向观众，表示离家之意坚决。按，这等于说古代的舞蹈表演场地及舞台方向是定制”，云云。我对学生们说，这位刘先生对于中国戏剧史真是外行到家了。他批评我们关于舞台定制的说法，就如同批评我们说，我们认为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

      我对同学们说，这位刘先生（及其背后的团队）不知道，古代舞台的方向确是定制：台口向北，观众席坐北朝南，历来如此，不能随意改变。所以，他的对我们的这个批评是一个大笑话。第二，这一舞台定制和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密切相关。

       为什么舞台的台口向北，而观众席坐北朝南呢？为什么说这一舞台定制和太阳与地球的相对运动密切相关呢？这要从地球与太阳的运动关系，从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地球上的位置说起。大家都知道，地球不停地自转及围绕太阳进行公转，地球上居住的人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天体运动现象的影响。中国位于北半球，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居所朝南的方向采光、采暖都比较好。所以，坐北朝南在建筑学上就成为优越的位置，而“南面”就成为尊位。“南面而王”这一说法的形成，就与此有关。

      我对同学们说，现存的中国古代戏台、舞楼多是神庙、会馆等公共建筑的一部分。神位当然是南向的，所以舞台的台口必然北向。不然，神灵如何能够安享戏剧艺术？会馆中的戏台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供神的，人们看戏是沾神灵的光，算是旁听。以遍布中原大地的“西商”会馆为例，我考察过的朱仙镇和周口的山西会馆、开封的山陕甘会馆、社旗的山陕会馆等，莫不如此。商人尊奉关帝爷，供奉关帝爷的春秋楼南向。戏楼就不能不北向了。当然有特例，黄竹三教授的文章对此有所描述和解释。其他古代舞台建筑的朝向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类乎此。

      不久前，上课时，有一位外语系来旁听的女同学举手发言，认为我的上述说法尚有不够严谨之处，这位同学说，中国还有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在这些地区，一年中有某些时候太阳光中午是从北边照过来的。我表扬这位同学的求实探索精神，并且承认自己的口头表达不能如论文一样严密。就在这门课上，在提问时间里，还有一位旁听生举手，提问鸭嘴兽的动物分类归属。感谢我中学时的生物老师马月英老师，她的教导使我能回答出：鸭嘴兽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这事让我出了一身汗，当个教师真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