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题目所示，本文是我给《文艺研究》杂志的专家意见函的回复，写定于2019年4月9日。它反映了我对当前学术问题，特别是学术期刊的一些看法。发在这里时，改正了个别的标点，添加了一个漏字。

《文艺研究》的书评栏目，要坚持开办下去。李学勤先生在给《考古》杂志的建议中，呼吁该杂志设置书评栏目。他指出，国际上的重要杂志，都有书评栏目，“有些甚至占到整个杂志一多半的篇幅”。《文艺研究》的书评实事求是，敢于批评，独树一帜，是当今的学术界的一股清流。有些省份（比如山西省）规定不把书评作为学术成果，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书评多数是一味吹捧的推介文章，失去了评论的学术生命力。批评性书评的撰写者和刊物编辑往往受到很大压力，但既有担当，就得有牺牲。严肃的批评性文章更难写。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两篇书评，就是结合多年研究心得，对著名学者、大出版社的书进行批评。这类文章花费精力很多，但社会反响较大。比如黄灵庚教授看到我批评人民文学版《故事新编》的书评后，曾当面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反映，后周绚隆通过方铭教授向我索取文章。【本博按：这里指出了我国学术期刊在书评问题上的问题】

《文艺研究》的学术访谈栏目，具有口述史性质。对记录、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的历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验要总结一下，以期办得更好。有些访谈，比如对童庆炳先生的访谈，有抢救性质。我所策划、李颖完成的对李学勤、黄天骥两位先生的访谈，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对李学勤先生的访谈以《出土文献研究六十年》为题，把访谈对象引领学术潮流的特点突显出来。对黄天骥先生的访谈，被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引用近千字（陈平原的文章发表在《广州日报》），可见影响一斑。

也有些访谈缺点明显。比如赵逵夫教授的楚辞研究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关于“伯庸”）系抄袭自段熙仲1956年12期发表于《文史哲》的文章《楚辞札记》，被人揭发。在赵的访谈《创新唯守正，治学务专精》中（2015-10-10），赵氏竟然说段氏的文章“只是一个札记”，“写文章时没有看到”。《文史哲》这篇文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合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1979年重版第44页）及其他各种论文索引都有载录。赵氏抄袭杨公骥先生的《巾舞歌辞》研究的事件，为学术界周知。杨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50年的《光明日报》，在前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列为“乐府诗”第一条（该书第64页），他说也没有看到。这些具有严重负面作用的内容是应该注意避免的。【本博按：这里所谈的事，学术界是广为人知的，但问题得不到解决。】

另外，访谈栏目可以包括一些有关学术对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的学术对话影响很大，可以借鉴。

《文艺研究》举办的学术活动具有广泛影响。比如1999年与北京广播学院(即今中国传媒大学）等合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当时引起轰动，二十年来影响不衰，引领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在已经召开七届，成为一个学术品牌）。近年来，以出土文献为名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每年都有立项。据报道，今年有安大简等重要出土文献材料公布，必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建议举办“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二十年回顾”的活动。我愿负责策划及联系承办单位。

据了解，《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明确不发表出土文献研究的文章（两个刊物的相关负责人亲口告诉我)。《文艺研究》的学术前沿性与刊物的学术引领作用，在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作用明显。【本博按：因为疫情等原因，这个建议未得到实施】

《文艺研究》曾设有笔谈栏目，前述学术活动，如我所主持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所策划、方铭教授主持的“《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我所主持的“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我参与策划、赵敏俐教授主持的“音乐与诗歌关系学术研讨会”等都组织有笔谈。这些笔谈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形成较大的学术影响。

另外，在《文艺研究》的扶持下，“音乐与诗歌关系学术研讨会”及在此基础上召开的“乐府与歌诗”系列学术会议，现在已举办六期，并在此基础上申请成立国家级社团“乐府学会”，获得国家批准。可见前述学术活动的学术张力和社会效益。

若干年来，《文艺研究》注意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图像学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图像学本发轫于欧洲的宗教图像研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有更广阔的前景。比如在戏剧图像和青铜器及其他相关研究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文艺研究》2018年第10期所发表的《龙缸与乌盆——器物中的灵一肉》一文。与学术界一度称赞的扬之水的名物研究相比，该文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在戏剧图像方面，韩城宋墓杂剧图系列文章（2009年），以及这两年发表的韩休墓唐代戏剧图像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博按：学术方法中国化的问题，清末以来就存在着，成绩不小，问题也很多。】

       最后就编辑规范化提出一点我的看法。当下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编辑原则是双向匿名审稿。这一制度无疑有其优点。但不应因此而忽略了编辑的主动性。康保成教授的《試論俗曲體戲曲及其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地位——以蒲松龄《禳妒咒》爲中心》一文（《文史》2018年第六期），是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对中国戏曲史具有重要意义。这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因为匿名专家意见而拒稿。保成教授对我说起，匿名专家的审稿很外行，很不负责任。超前的认识，往往有这种遭遇。希望《文艺研究》编辑部能够有相关机制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本博按：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类情况，现在的所谓专家，除水平外，还有态度的问题。如果不是匿名审稿，应该会好些。为什么审稿意见不能见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