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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记忆(增订本) 精选

已有 6251 次阅读 2017-5-9 22:38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复旦记忆


   
小女儿伊嘉回东北探亲的时候,我代她收取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色的专用快递封面,很是感慨,当时就想写点什么,杂事多,拖到了今天。

    我第一次与复旦打交道,是1978年高考后。那次高考满分500,我考了407.4分。这个分数当年算是很高的了(河南省的文科录取分数线初定为336,扩招后300分以上都录取了),可是我报考志愿填写的有问题,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这个专业在河南只招一名学生),和我们省的高考状元撞了车。这位似乎姓杨,是开封师范学院英语预科班出身的,总分436,英语60分。我的英语是75或者76,记不太清了。当年的英语,即使在世界史专业这样需要外语作为工具的专业中,也只能是参考成绩。从实际情况看,连参考也没参考过,因为并没有相关的实施细则。我总分比高考状元低不少,但比北大在河南录取的一些学生还是高些。估计是北大压下了我的档案,所以我未在一表(十个重点大学)中录取,直落到二表(十个非重点本科大学)一志愿——郑州大学。

    1978年处于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的复苏期,整个国家充满了新鲜的、向上的春天气息。那年的高考的各个环节,也体现了这一点。当时各高校招生人员住在郑州市大石桥附近的友谊宾馆,没有什么森严的门禁。我找到那里,碰到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那位男老师大约四十多岁,很和气。他说,复旦在河南录取到376分,如果见到我的档案肯定会取的。他的话给我很大安慰。虽不能在录取方面补救,然而让我对复旦有了一些好的印象。

   第二次与复旦有关的事,发生在1979年,入郑州大学读书几个月后。当时系里借某个学术会议的机会,请了三位外地高校的专家讲学。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教授讲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教授(当时似乎还是副教授)讲曹禺的话剧《雷雨》。他们虽说都是名家,可用钱先生的话来说,是炒冷饭(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复旦的一位,是四十多岁的讲师,姓许,讲语言学。许老师讲的内容有趣,其中说到自己利用方言知识帮助公安局破案。后来我在日本电影《砂器》中又看到过类似利用方言破案的事例。我自己也利用这方面的知识破解过一点生活中的小秘密。将来有机会可以写文章说一说。

    第三次与复旦的交道比较正式。那是在1984年春天,我跟随导师华锺彦先生到江南访学的时候。到上海,第一站访问的是上海师范学院的马茂元先生,复旦拜访的是王璩常先生、朱东润先生和王运熙先生。王璩常先生记得是住在居民区的一座小楼的二层,居处似不十分宽敞。华先生和他进行礼节性的谈话,我只是旁听而已。王璩常先生是文史名家,又是著名书法家,曾受教于清末名宦及著名学人沈曾植。我后悔没让他签名留念。朱东润先生住在复旦家属区,独居一所考究的二层小楼。朱先生在门口欢迎我们,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跑过来,身材高大的朱先生高兴地弯腰抱起,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重孙女。在朱先生家,我说了些话,先是说本科用他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先生说,哦,是教材。又说读过他的《诗三百篇探故》。听到这里,他始留意我的谈话。

《诗三百篇探故》是朱先生的一本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收录有先生抗战前后所著关于《诗经》的五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名为《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我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它是影响最大的文献之一。

《国风》出于民间之论,虽说可以追溯到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但真正论述明确且对后世影响巨大者,当推朱熹的《诗集传》。《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五四以降的学者,藉此发挥,以为《诗经·国风》多出民间。朱先生独不以为然。他在《诗三百篇探故》中力排众议,其《绪言》明确指出:“旧说以为《国风》出于民间,新学之士,亦主其说。余窃以为《国风》不必出于民间……大抵就《国风》所言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歌咏之人,要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其诗亦自为统治阶级之诗”。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架上取下朱先生的这本书重加察看,发现其中多有以红笔勾勒之处,且有多处批语,可见阅读之认真。“考诸故籍,求之文本,推之人情,以证明之”一句的旁边,批有“方法三”的数字。可见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对我这个初学者亦颇有启示。当时我刚确定了硕士论文题目《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现在回味再三,悟到这个当年有离经叛道之嫌的创新题目的确立,或受到过朱先生这本书的潜在影响。

在上海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王运熙先生。访问王璩常先生和朱东润先生都是由王运熙先生陪同。王运熙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出生于1926年,少华锺彦先生20岁。王先生对华先生极为尊敬,待我亦甚亲切。他出言不苟,举止安祥,一派书生气象。在上海期间,王先生还以家宴款待我们师生。他与岳父住在一起,家里的厅堂中挂一匾,上书饮河轩三字。我读书粗心,不知典自何出。询问,王先生的岳父回答:“出《庄子》”。后来温习《庄子》,才知道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是中国第一大隐士许由之语。饮河轩是王先生岳父的堂号,由此可见其求学之诚与性情之谦抑。

王运熙先生是研究乐府文学的名家,他的乐府研究代表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近代乐府研究以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为开端,以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为完成形态。稍后,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对罗著有所丰富完善。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以乐府名家者,为萧涤非和王运熙先生两人。萧先生因为出道较早,且曾与游国恩先生共同主编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所以名气更大,但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这一领域当由王运熙先生执其牛耳。试比较萧涤非先生和王运熙先生所发表有关乐府文学的单篇论文,从数量来看,萧先生《乐府诗论薮》收录有关乐府的论文10篇,而王先生的《乐府诗论述》所收相关论文不下30篇(据《乐府诗论述》前言,尚有若干几篇导读性与赏析性的文章未收入集中)。从论述内涵来看,萧先生多谈诗篇的思想内容及作者归属等,而王先生除此外,尚多论及乐府制度沿革、乐府诗之曲调渊源乃至文学地理等。当然,与王先生相比,萧先生是长一辈学者,其研究在学术史上自有其价值,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995年夏天,我回郑州探望母亲,听说王运熙先生到郑州大学参加《文选》学的学术会议,即专程到会上拜谒先生。会面时,王先生依然神情恬淡,话语不多。然而对十多年前我和华先生师生的造访诸多细节,却记得十分清楚,可见他是一位有心和有情的人。

若干年来,我留心乐府文化与乐府文学的研究。2015年,我与王克家博士合作发表于《文艺研究》的《“外乐”与秦汉乐官制度》一文,标志着乐府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发表之时,王先生已经作古,无由当面请益,然先生地下有知,必将颔首。






恢复高考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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