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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 vs 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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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需要“学派”，大学不需要“派系”或“宗派”。
“学派”一词的英文为“school”（它与英文“学校”同音异义）；德文为“Schule”；法文为“e'cole”，皆源于希腊文“skhole”一词。学派”一词在中国也早已有之，它最早有可能出现于《明史》。《明史·卷二八三》（列传第一七一）载：“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尽管如此，并非意味着中国的“学派”始于明代，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学派已初露端倪。先秦诸子百家便是古代的一种学派，尤以他们当中的儒、墨、道、法四家所体现出的“师承性学派”特征最为显明。所谓“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
对于“学派”，《辞海》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是指传统的“师承性学派”。《百度》进一步阐释，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同样，因以某一地域，或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或某一社会，或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或曰“问题性学派”，例如近代后西方经济学界相继涌现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瑞典学派、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等“地域性学派”以及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等“问题性学派”。普里高津领衔的“布鲁塞尔学派”就是一个著名学派。
学者郑杭生指出：“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同时主张：“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9-9）这是非常正确的，强调了学术性争论要与非学术性争吵泾渭分明。
“派系”主要是指某些政党或集团内部的派别，例如“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方面就有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因政治主张而分；又有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黄埔派”，因时间而分。此外，还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派”；各地军阀则自成一派，比如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龙云的滇军等等；国民党特务组织里还有CC、朱系、中统、军统等等。
所谓“宗派”与“派系”近义，往往与“宗派主义”直接相关。“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等。宗教中“宗派”是十分盛行的。与此相关，中国古代的武术也有“宗派”之分，例如金庸小说中描述的“剑宗”、“气宗”，以及“武当派”、“少林派”、“华山派”、“青城派”等等。
姑且不提政治、宗教等领域的“派系”或“宗派”的得失利弊，在学术圈，尤其在大学，“派系”绝对有害，而“学派”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觉动力。
然而眼下的国内大学，尤其是一些新合并大学，却是少了一点“学派”之争，多了几分“派系”之乱。某地方合并大学，由于合并前诸校历史渊源不同、办学层次水平不同、学科专业类型不同等等原因，表面上现在是合并成功了，但远未真正融合。内在的主要裂痕是人与人之间的“派系”之乱。普通教师的心目里和言语中时时有这样的念想，“某某是某某领导的人”，言下之意是某领导用人当然要用属于自己阵营的人了。一个领导一帮人，“官官相护”，“沆瀣一气”，各成“派系”，互不买帐。有的人甚至自恃有“主子”护着，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大学治理环境下，即使是“外来的和尚”，也很难念经了。“派系”之乱已成为这样一所大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是毒瘤，就应该及时手术。大学要发展，就必须彻底根除这些乱象之源，而不能为表面的所谓“营造和谐”之言论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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