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什么？“大师”是国家之师、民族之师。大师必定具有大的主张、大的情怀、大的思想和大的创造。而所谓“大”，首先就是开风气之先而影响深远，所谓“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

中国是有大师的。20世纪的中国处于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化和大转型的时期，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中国产生了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如马相伯、蔡元培、黄炎培、陶行之、鲁迅、梁实秋、胡适、陈鹤琴、吴贻芳、陈寅恪、张元济、丰子恺、黎锦晖、竺可桢、华罗庚、陈望道、张伯苓、童第周、徐悲鸿、黄佐临、陈省身、梅贻琦、常书鸿、马寅初，等等。毛泽东当之无愧也是大师，革命的大师、民族的大师；邓小平也是大师，是改革的大师、开放的大师。

大师钱老曾说：“中国解放后没有产生大师。”这话如果继续说下去，不外乎两个可能：一是产生不了，二是不再需要。钱老当然是指前者。产生不了，不是说中国人变笨、变劣了，而是说孕育大师的环境、条件有根本性的问题而使然。这一点好理解。可是否也真的不再需要了呢？几十年来，虽然中国社会一直在转型，但基本处于和平建设之中。和平年代难以产生大师吗？如果还需要，和平年代需要什么类型的大师呢？

思想大师、革命大师需要革命的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文化大师、科学大师等等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西迁浙大的实践表明也可以造就文化大师、科学大师。国家和平建设时期最缺的应该是文化大师、科学大师了，按照钱老的说法，偏偏难以产生，确实是个遗憾。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带来了后面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带来了欧洲近现代的科技繁荣、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看来，思想大师同样是和平年代一个国家最需要的。一个民族思想彻底解放了，才能造就一大批的文化大师、科学大师…，才能成为一个有创新力的民族，在未来的若干年后，世界的科技文化中心才可能重新转移到东亚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