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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等人眼中的浙大教授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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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参加一个交叉学科培训班的学习，每天课程都排得满满的，感觉收获也颇丰。今天下午的课程是关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管理方面的，是来自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主讲。其中讲到了知识创造的三条主要途径：跨越边界、知识重组、知识冲突。在讲解知识冲突时，教授介绍了发生在老浙大的两位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之间的故事，并着重介绍了束星北的人生经历。听了心情很沉重，只是觉得发生在束星北身上的故事太令人伤感了。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中国，也许还不止束星北一个人，在这里我也不想多说了，只提出以下观点和困惑，任人评说和思考。唯一觉得有必要的是，让所有正直的人一起来听听束星北的故事，记住该记住的，忘却该忘却的，也许每个人从中都会有所感悟。
（1）1952年肢解浙江大学等是一种犯罪！
（2）束星北得罪了权贵是他一生命运坎坷的主要原因。
（3）才子就是才子，哪怕逼他去打扫厕所，他也可以干出名堂来。
（4）中国知识分子何时才能够真正自由地“仰望星空”呢？
（5）在组织公民行为基础上的学术争鸣是唤醒灵感，创造新知识的源泉。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1946年间，王淦昌、束星北、何增禄和贝时璋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篇。）
故事来源于《束星北档案》一书，作者刘海林，作者出版社出版。相关故事还可见于：
http://hi.baidu.com/diablo263/blog/item/1891a744c86b2487b2b7dcd5.html
http://forum.netbig.com/bbscs/read.bbscs?bid=275&id=69469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F%E6%98%9F%E5%8C%97
http://lw.china-b.com/fxzx/20090210/47998_1.html
李政道（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1943年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1946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
束星北档案（2）
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缘于两个人，一个是清廷命官林启，另一个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竺可桢。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是变法图存的产物。林启创办于1897年（清光绪廿年），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中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
林启时代虽然不长，但开办新学，树立求是学风的意义对未来的浙江大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人称浙江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浙江大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由竺可桢一手创造的。
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因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挪用物理系专用资金等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而被驱逐。大学校长的位子第一次出现了空缺。也许因为这个位子太显赫，最初竟没有敢问津者。
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教授人选尚且不易，便何况一校之长了。浙江大学校长的位子最终还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了竺可桢。
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竺可桢，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三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一所普通的大学，在战争纷仍的环境里，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的奇迹。
为了让浙江大学也能够跻身世界名校之林，竺可桢把因抗议郭任远军事管制和挪用物理设备专款而辞职的教授一一都请了回来，如陈建功、苏步青等，束星北也在其中。这样的班底实力已非常雄厚了，但竺可桢仍觉不够，他专门将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通大学教授胡刚复请来，并委以文理学院院长重任。化学家王进、农学家卢守耕、机械工程学家周承佑也陆续被请了进来，远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王淦昌也是这时候被竺可桢请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给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反而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允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嫂嫂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为此事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竺可桢使用人才的障碍。他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为正教授。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的学风、学制显然与他五年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有关。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埃利奥特，以四十年不懈的努力，改进学制，增聘名教授，将一所普通的学校改造成世界知名学府的经历，给竺可桢的影响颇深。他在教学、学制、学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提倡致力于“通才”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之所以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这个期间，无论是人才培养成就还是学术成果都居全国高校之首。根据浙江大学何增禄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45年到1951年，仅浙江大学物理系在国内外最高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四人。在国际合作方面，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函国民党教育部，承认中国七个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牛津大学研究院，浙江大学的名额又排在七个大学之首。
天下第一才子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束星北档案（3）
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学生）：
我第一次听束先生的课，是1939年10月在广西宜山，听他为浙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开的“力学”（即理论力学）课。上课前，听说这门课要从牛顿运动三定律讲起，我很失望。因为牛顿运动定律我已学过四遍（初中三年级的物理，高中一年级的物理课和二年级的应用力学，以及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以为自己早已懂得，没有什么可学的。而我在上大学前读过十几本关于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知道一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知识，急于想跳过250年前牛顿的古典理论，径直学习20世纪的新物理学。想不到听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课，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原有的自满情绪也就破灭了。
他不修边幅，说话非常随便、直率，喜欢在教室里到处走动，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
这一堂课，我听得出神，觉得茅塞顿开，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束先生把牛顿运动三定律足足讲了一个月，而回味无穷。
在宜山，力学课只上了一个多月就中止了，因为日寇从钦州湾登陆进犯广西，浙大不得不开始第五次搬迁，迁到了黔北遵义。正当我们陆续到达遵义准备复课时，束先生获悉父亲噩耗，即请假赴上海奔丧。力学课由另一位教授代教。这位教授照本宣讲，平铺直叙，引不起我多少兴趣，因为所讲的内容，任何一本力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我只盼着束先生早日回来。
我还有幸在三年级听束先生开的“热学”（即热力学）课。他讲热学也像讲力学那样，用一个月的时间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概念。
周志成（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1940年秋，我和同班同学金德椿相约从电机系转到物理系。当时的工学院和理学院的课程安排很不相同，工学院的选修课极少，理学院的选修课占很大比例，该怎么选才好，金就带我去找他高工同班同学许良英，许帮我们出主意后，接着说，物理系有两位大师王淦昌和束星北，要我们抓紧机会听他们的课。束先生讲得较难懂，但理解后很受用。那一年束开了理论力学，王开了电磁波（相当于现今的电动力学基础），我都选了，有幸在一年中听了两位大师的课。
束先生讲课的内容与众不同，听完别的老师的课，再找一些外文课本和专著来读，就会感到老师在哪些方面把课本的内容深化了。束先生讲的内容，很大部分在书中找不到，而且每一节课都有所未闻，甚至都是些意想不到的新内容。如果接连有几节课印象不深，我就怀疑自己学习不专心了。
可惜我们刚学到分析力学时，束先生就因奔父丧回上海了。等他回到湄潭，我们快毕业了，只学了一点狭义相对论。
程开甲（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工委顾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束星北的研究生）：
我第一次见到束星北先生是在1937年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善源寺上课。一天，束星北先生来到天目山，一年级物理老师朱福炘先生请他吃晚饭，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去找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当时同意到物理实验室去谈。
他一开言便考我们，他摆动一下桌上的天平，问我们为什么会摆动。用这例子讲，学物理就是要把遇到的现象能分析解释。这就是我们进浙大所受到的生动的物理学第一节课。
以后一年中，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乃至广西宜山才定下来。那时我们已是二年级。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
束星北档案（4）
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就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他的教授方法时，也很是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
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会，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作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的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
据程开甲称，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称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做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会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恃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束星北档案（5）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
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朱教授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据称，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第三条道路
对束星北来说，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学是他辉煌的座标，此后，他每况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个高点上。换句话说，他是一条大河，源头曾经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可是随着百曲千折，一路而下，这条大河却日趋萎缩干涸，到最后以致让人很难想象他辉煌与伟岸的当初。关注他的人有诸多的解释。
综观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运有其更为广阔的背景，就个人而言，他的命运的源头无疑是他的个性和早期经历。因而，他的命运走向早在浙江大学或邗江开沙念四圩江堤上就开始了。
因而可以说，是个性和意识形态铸就了束星北的命运。
束星北的个性鲜明如刃，在一代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这肯定与母亲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经历有关。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师生眼里，个性和才华一样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简直就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奇迹：“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体宽、犷武魁伟，大概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人提起来；他又是个生活在沉思中的人，无论上课、走路都在沉思，说的话又那么发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与哲学家——糅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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