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信息战”——浅谈“国家中文学术期刊战略”

 曾纪晴

 

一、“学术信息战”概念的提出

我们知道，通常所说的“信息战”是军事领域的高科技战争，指的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武器基础上，构成信息网络化的战场，也就是通过通信、雷达、计算机、卫星、激光等信息技术及装备，争夺对信息的控制权及使用权，其内核为争夺战场信息控制权，以影响和决定战争的胜负（参见维基百科）。这是狭义“信息战”的概念。而广义“信息战”指的是敌对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为争夺信息优势而进行的斗争。目前人们对信息战的理解和重视依然停留在狭义信息战，对广义信息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本人提出的“学术信息战”应属于广义信息战的范畴，它指的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之间对世界学术信息控制权的争夺，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对版权的控制来达到一个国家对学术信息的控制。一个国家对学术信息的控制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和文化的竞争力，关乎国家安全与民族未来。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非英语国家的大国，“学术信息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二、为什么说对学术信息控制权的争夺形同战争

由于当今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世界主流学术界是以英语为学术信息的载体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几乎控制了全世界代表最高学术成就的学术信息。美国的《Science》、《Cell》、《PNAS》，英国的《Nature》系列杂志以及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等，几乎囊括了人类最高科技成就。当今世界的主要出版集团，如美国的McGraw Hill(麦克劳·希尔)集团，英国的Pearson（培生）集团、Reed Elsevier（里德·爱思唯尔）集团，德国的Bertelsmann（贝塔斯曼）集团、Axel Springer（施普林格）集团，瑞典的Bonnier(鲍尼尔)集团，加拿大的Thomson（汤姆森）集团等，几乎将全世界的英语学术文献版权一网打尽！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使用着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中文的非英语国家，为了获取这些英文学术信息已经付出、并将继续付出惨重的代价！

首先，为了让中国学术融入与跟上世界学术的主流与步伐，中国启动了全民学英语的教育计划，已经使整个民族付出和将要继续付出巨大的语言成本。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到博士阶段，中国人耗费在学英语上的时间和精力是惊人的，耗费的财力物力也是惊人的。每年中国人参加TOEFL，GRE，IELTS等各种各样的英语考试，赚走了多少中国人的银子。中国学生往往花费在学英语上的时间超过了其它所有课程之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学生的创新竞争力的培养。（参见《不能让中国人独自承担语言成本》）

其次，由于国内学术水平、管理体制以及学术评价体制的限制与推动，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科技与学术论文几乎都以英文形式发表在国际刊物上，同时论文的版权全部无条件地转让给了上述主要出版集团。不仅如此，中国自己的中文期刊为了扩大影响力，争取进入SCI，而将其改为英文出版，并无偿或低价转让版权给Elsevier等国际出版公司经营。而国内几千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却需要花费巨资重复购买这些国际出版集团的数据库使用权（每个大学和研究所都必须花同样的巨资购买同样的数据库使用权）。

最后，由于中国高层完全忽视了“学术信息战”的重要意义，放任国内中文学术期刊逐步走向边缘化，使得国内中文学术期刊质量每况愈下。这进一步导致了国内学术论文出走英文国际刊物，从而加剧学术信息的恶性循环。

学者杨文志博客将这种学术信息恶性循环现象形象地比喻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参见《我国学术期刊误入“斯蒂格利茨怪圈”》）。“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其典型症状是，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2%—3%）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10%—15%）。简单的说，这好比一个人以低息把钱存入钱庄，然后又反过去向钱庄借高利贷。中国学术信息循环现象，就好比我国学者以无偿或低息把学术信息提供给国外出版集团，然后又反过去向这些国外出版集团高价购买学术信息。

可见，中国完全丧失了学术信息的控制权，已经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毫无疑问，中国在“学术信息战”中已经一败涂地！

学术信息战的惨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中国全民学英语付出的语言成本已经大到无可估量。中国培养的优秀人才几乎都通过TOEFL，GRE和IELTS等英语考试出国留学或移民海外，成了英语世界中创造英文为载体的学术信息的精英。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客观上削弱了中国的学术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发表大量的英文学术信息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英文学术信息的国际地位。中国每年投入巨资进行科学研究开发，并逐年加大投入。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我国的研究经费占很大比例是用于购买外国进口的一起设备，而研究成果决大多数都仅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主要的研究成果全部都在外国出版集团控制的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了获取这些英文文献每年又必须花费巨资将其买回。中国购买外文数据库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中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一套还不算，每个大学和每个科研院所图书馆都得重复购买。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出版集团已经垄断学术信息，以保护版权的借口相要挟，制定对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和不公平的强盗规则，比如：你购买的商品你没有支配权，你没有权利与他人分享。这就迫使中国每个学术机构都必须重复购买。此外，外文数据库垄断集团一般都将自己的产品销售跟传统印刷型文献捆绑在一起。首先规定必须订购一定数量的纸本文献，才能有资格加入采购联盟购买他们的产品，其次，一旦决定购买他们的产品，则以该单位上一年度订购该数据库中的纸本期刊为基础，在购买数据库的同时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他们居然野蛮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学术单位的图书管理自主发展计划！

据《浙江大学报》网站介绍：John Wiley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出版商，他们出版的期刊ＳＣＩ影响因子很高，也是广大读者急切盼望订购的，在引进数据库之前，我们就订购了他们很多的印刷型期刊，现在有了数据库，这些印刷型期刊的利用率大幅度下降，但我们还是必须坚持订购这些印刷型期刊，因为停止订购印刷型期刊的话，数据库也没有资格购买了。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图书馆每年用于订购印刷型外文原版期刊的经费为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外文期刊每年的自然涨价幅度在８％—１５％之间（不包括汇率突变，如２００３年欧元汇率对人民币大幅上扬，则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差不多在２０％左右），这就耗尽了学校每年增加的文献购置经费。一种办法是预先把印刷型期刊的订购量减少到外商要求的最低限度以内，但每一个数据库的引进都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最长时间跨度有三年，这三年的文献断层我们又无法面对。（参见《浙大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 专稿》）

一个浙江大学图书馆每年就要花费1000万元人民币订购纸质外文原版期刊和600万元数据库，而且还以每年８％—１５％的速度递增！整个中国究竟每年花费多少经费购买外文学术信息？我们仅按2000个图书馆来做一个估计，那么每年花费的经费就达320亿元人民币！

每年至少4、5千亿元的巨大损失（不包括语言成本），请问这不形同战争吗？现代战争的形式已经完全从冷兵器、热兵器和高科技武器直接屠杀人的形态进入了以垄断和控制貌似合法的强盗规则直接奴役人而让人无可奈何的阶段。公众所能认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金融风暴为开端的金融战争，而学术信息战则依旧隐蔽不为人知！人们还在自我抱怨：谁让我们科技水平不如人家呢？难道科技水平不如人就活该被奴役吗？

（待续）

2010-5-4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曾纪晴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52021-319439.html

上一篇：给儿子出的数学题（1）
下一篇：社会稳定与认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