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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6)—— 追忆我的导师 精选

已有 7639 次阅读 2011-2-26 16:50 |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人生感悟

224日,我和师姐师兄来到门头沟,在万佛园内、先生的墓上,轻轻地放上一蓝鲜花,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擦去墓碑上并不太多的浮尘。

 

先生去世1周年了,忌日,徒弟三人觉得应该来看看先生了。一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们眼前。站在墓前,我们轻轻地扯下一些菊花瓣,撒在先生的墓上,白色的、黄色的,并轻轻地说着:先生,我们来看你来了,我们都会努力工作的,请你安息吧!

 

先生去后,我们时常去家中看看师母,安慰她,努力使她振作起来。我知道她比我们更痛苦:大家对逝去的先生的依恋,都难以割舍。

 

先生出生在旧社会,家境贫寒,体弱多病。上中学时,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曾经饥饿昏倒,被好心人救起。后来得到政府资助,读完大学。

 

先生上学时,曾经参加旧政府的学生组织,活动积极。解放初期,如果不是他的问题发现较晚,可能他个人早被清算掉了。可能也为此,师母调离国务院办公厅,被安排在一所学校当教师。这些是后来我们当学生听说的,先生没有直接给我们讲,因为历次运动已有定论。先生晚年写了多份入党申请,诚恳叙说他的一生,我都一一阅读。但他的身份和资历,已远非弟子们所在的支部能解决,需要院党组甚至中组部批示。最终只得“不了了之”。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戴在脑袋上的、似乎永远无法摘除的“紧箍咒”。

 

先生于1946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在四川农业改进所工作,后进农林部棉产改进所北平分处,任“技佐”(可能是技术行政职务的最低级别)。解放后即入动物所追随他的“导师”朱先生防治棉虫,并在朱先生指引下,毕生研究棉花上一种小虫子的分类。后来,先生荣升为院士,而朱先生不是(但似“无冕之王”)。朱先生生病时,他到家看望,总是有些“害怕”,毕恭毕敬。朱先生没有给座,他是不敢坐下的。

 

先生膝下一儿两女,儿子当赤脚医生,上山下乡期间,晚上去老乡家行医,恶狗猛扑,他退后几步,坠落山崖,命丧他乡。在研究所七楼楼道的柜子上,正对着他办公室门口,有一个紧锁的箱子,里面是先生保留的儿子死时的血衣。他从没有告诉过我们,钟老师给我们讲过后,我们就再不愿过问那箱子。

 

先生毕生从事小虫子的分类,但他并没有放弃作物病虫害的探索,在马铃薯无毒原种基地建设、当归“麻口病”防治和优质栽培技术、棉花害虫的自然控制等方面多有实践,并最终成就了他貌似辉煌的人生。

 

认识先生,是1992年春天,复试时,先生问我家庭和学习之后,最后问我喜欢分类吗?我说喜欢植物分类。先生没再追问什么,接收了。后来追想,我当时说喜欢动物分类,可能先生更高兴些,毕竟是报动物所(而非植物所)的研究生。但我说的是我当时的想法,先生收下我,可能也看到,我是坦诚的。

 

那时,前面的一个大师兄刚走,先生派他去美国开会,就失踪了。后来我去新疆做论文,从那里的老师了解到,师兄曾经发过牢骚:读博士,两人一间房,毕业留所工作了,三个人一间房,怎么过呀。他野外做试验的空隙,拼命学英语。看来,早有兆头了。

 

一次,先生生病住院,大师兄回北京了。他去病床前探视导师,师徒俩手拉手说了半个多小时,导师声音小,师兄声音也不大,我离开一段距离,没有听清他们的话。但,师兄走时,先生的表情很好。想当初,大师姐刚毕业,导师刚刚申请下一个项目,大师兄的不辞而别,身边一个学生也没有,项目怎么完成?当时的先生,该是多么孤独无助。但看到昔日的大弟子,可能听到他在美国有所发展,先生似乎已经原谅了他。

 

大师兄的走,无意却成全了我和现在的师兄。师兄是从别的研究组“挖”过来的,我是从别的导师那里转过来的,虽然我在动物所复试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爱好植物,但先生还是收下了我,我感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急缺帮手。1993年,又来一位师姐读博士,先生的人气才算恢复一些。那时,他院士(1991年评上时仍称学部委员)刚当三年。记得先生在师姐没来读书时就显得十分高兴,向我介绍即将来临的师姐的身份。似乎,他感觉小虫子后继有人了,喜形自然溢于言表。

 

那时,大师姐刚毕业,去美国留学。一年后回来了,先生让她写动物志,不从。离开动物所“下海”,现为一公司总裁。先生无语。

 

我到动物所时,已经有1年多的烟龄。新生入学开会时,我看到教育处的老师给主席台上的“师爷”(就是先生惧怕的那位朱师爷)点烟,我偷偷地在下面点了一根烟。后来先生告诉我,开会是不能抽烟的,这是先生第一次当面批评我,生活上的。后来写博士论文,文献引证出问题:把原来学术观点相左的学者(后来皈依先生观点)的文章引用上,作为我们观点的来源(本末倒置)。先生仔细给我讲了历史,给我的评价是:“把大旗抗丢了”,这是第二次批评,学术上的,且是最严厉的批评。学术上的既往“恩怨”,导师是不愿让我们了解和继承的,但学生实在“悟”不过来,那他就会直说的。【另:科学网上提到文献引用注意事项的几篇博文,我是绝对赞成的】

 

后来学习上、生活上都有很多不当。比如:起初不会写论文、到别的办公室彻夜打游戏、甚至和保卫处吵架后保卫处扬言告导师那里(我也肯定他们告了),导师却始终没有直面批评过我。

 

师姐后来告诉我,失去儿子后,先生可能更喜欢男生,大师兄的出走,始终没有听到先生有什么怨言。我犯那么多的错误,听到导师的批评寥寥无几。我上学期间和工作之后,先生大部分的琐碎事:拿报纸、打开水、邮局寄送信件和标本,等等,基本都是师姐和两个女助手干的(两助手不同期),而先生给我和师兄的,是先生的忍耐、原谅、鼓励、甚至一些名不副实的夸奖。

 

先生爱养花,办公室有几盆花,他精心养护,放假或出差时,他交代学生们记着给他花浇水。一盆君子兰,年年绽放,一盆绿萝,从窗台爬到了窗户上端。先生工作的老搭档钟老师,有时到他办公室聊工作,老哥俩见面,钟老师就摸出烟来抽,抽完后把烟头按在花盆里掐灭,往往还不只抽一根。走后,先生把烟头捡出,并嘟囔着:抽烟危害我们健康就算了,还危害我的花!

 

但哥俩关系太好了。钟老师十多岁跟随先生下农田,后在办公室辅助先生的分类工作,从来没有吵架拌嘴过。钟老师的最大爱好就是抽烟(见拙文:人生感悟(1)),而且办公室抽烟还不只他一个(本人,还有师兄)。助手小曹也许是受不了,也许是出于对钟老师身体的关爱,一天早上,她在钟老师的书架上贴一张纸条:“禁止抽烟”。钟老师上班来了,进门坐下就看见了那张纸条。问:“谁贴的?”。小曹承认她贴的。“谁让贴的?”小曹慌了,可能是觉得先生更有威信,说是先生让贴的。钟老师似乎火了,“那就拿下去,贴他办公室去”。小曹拿先生吓他,但没有吓住。

 

去年131日,先生过生日,病重,躺在医院。钟老师去看望,他轻轻地拉拉被角,替先生盖好身子,并贴在先生的耳边给他说话。

 

随后,钟老师说,这可能是先生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两家商量着,就在中关村的一个餐馆吃饭,把我们学生也请上。两家人叙说着几十年的情谊,感叹先生这一辈子也很不容易!

 

224日,先生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年近80岁的钟老师,失声痛哭……

 

先生的一生,首先体现在德字,他对学生厚爱有加。他心里装着学生,却从不责骂学生。他把学生作为他的朋友,给学生们赠书也是写着“xxx同志指正”。

 

先生得过许多奖励,大都伴着奖金。他曾经拿出“求是”奖来的钱,设立“系统分类学奖励基金”。我博士刚毕业时,课题本上只剩几千块钱,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无法买。于是他就从自己家拿1万多块钱买了一台“586”和打印机,让我们敲字写论文。遇到其他学生有困难、或研究所组织募捐,他总是拿出上千元、甚至几千元来。先生,从不为利!

 

但是,先生一生几乎为名所累,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90年代流行的名人传记书籍,国外的、国内的,起初先生很相信,轻松地被“骗”走了不少钱。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很爱自己的羽毛,努力地梳理着,虽然在别人看来,那是一身天生注定不丰满的羽毛,有缺陷,甚至有污点。

 

在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动乱年代,他拉着架子车运粪,大冬天汗水把衬衫都湿透了,这是先生告诉我们的。但他用手捧起掉在地上的粪,再装在车上,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此,有人说先生虚伪、夸张。但,在那个非常年代,先生拖着反革命的身躯,他除了劳动、羞辱自己外,难道整天跪着磕头才算请求别人宽恕?更多的人说先生没有原则,老好人一个。但是,先生有过组织,他知道谁生了他、谁养过他,从他入党申请书的文字里看,他曾经也是有原则的。时代的动荡、政权的更替冲散了他的组织,打碎了他的原则。晚年,他曾经尝试去修补、重塑,但被拒绝。

 

解放后的大半辈子,先生默默劳动、踏实工作,并教导学生们也这样去做。他曾经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先生在昆虫演化和害虫成灾机制上多有思考,而不单单是把他研究的小虫子从中国解放初期发现的100多种,推进到目前的1000多种。先生晚年,给别人题字、作序,其中8个字很常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我肯定这不是他的最初理念,但确实是他最后追求的一种境界。

 

先生身体力行。70多岁仍到野外出差,80多岁还去爬长白山,采他心爱的小虫子。学生们到了研究所,他肯定会带着到野外采集,认识植物和昆虫。年纪大了,即使在中关村周围采集也可以。这是他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对他、对学生都是必修课。

 

幼年体弱,先生从18岁开始打太极拳,直到生命最后。1995年前后,师母身体突然垮了,得的是类风湿一类的病,卧床,全身浮肿。我们觉得师母肯定不行了,但先生极力照顾。一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弄到一种气功,自己练,陪师母练,居然身体好了,甚至后来还能挤公交车了。先生对此功深信不疑,还鼓励学生们练。我当时半信半疑,并没有真正练下去。后来随着对轮子功的讨伐,先生深信的这种气功也消失了。

 

动物所搬家之后,新楼内的一层给先生留一间办公室,但他已经年迈多病,好像一次也没有来过新办公室。师姐和我前年去看他,已经重度痴呆,不愿说话了,但十多分钟过后,突然问我:所里的班车在哪儿发车?这是我两三年来听到的先生最清晰的一句话,也基本上是我听到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心里,还想着去上班呢!

 

前年清明节后去家里看他,我们用轮椅把他推出来,先生拿着一个毛绒棒,用来活动手指和手臂的,但他喜欢拿着棒子打人。我们就伸出手和脑袋来让他打,既然先生从没有打骂过我们,那这次就使劲打吧。他打到了,就微笑了起来。变成十足的小孩了!【附图】

 

相比之下,学生们对先生的照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师姐是最辛苦的一个,她象女儿一样努力地体贴着先生。在先生最后突然生病卧床期间,她坚持晚上值班一个多月,照料着先生。而我,一天也没有叫去照顾他。师姐说的先生最疼爱男生,可见一斑。

 

我读硕士期间,先生离开七楼搬到三楼办公。他办公室冬天暖气很差,先生到了办公室不脱棉袄,穿着棉靴仍觉得冷。我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暖器,找器材处去解决,但他们说电暖器属于控购物品,需要当年申报,下年购买。我不满意,接着写一个申请,去找所长签字,所长听了我说的情况后,立马签字、批示解决。但器材处说,所长签字也没有用,按规定就是不能买。当时,把我都气哭了,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制度的无情。后来,师兄自己掏腰包(瞒着先生),购买一个电暖器。先生依靠这个电暖器,度过了几个暖和的冬季。

 

我读博士期间,先生的外孙女学外语,晚上要到四道口去上课,家里没人带她去。师母询问我和师姐能否带,我俩爽快答应。一周两次,坐公交车来回,放学后得花1-2元钱给小姑娘买羊肉串作为奖励。几个月下来,小姑娘的外语提高了不少。现在,姑娘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我觉得这是给先生出的最大的一把力。

 

师兄对先生更是敬重,他父亲比先生大一岁。他说,他对先生和对他父亲一样,没有差别。紧急时刻,总是他开车第一个到先生家里。他父亲比先生提早1个多月离开人世。先生去世时,他在医院守护。我和师姐那晚都感觉特别心慌,我实在不想得到任何消息,坐在家里忍到9点钟,才发短信询问师兄。他回答,先生刚刚走,我们到家里陪陪师母吧

 

……

 

办公室的窗外,飘着雪,这是今年北京冬天的第三场雪。前天扫过的先生的墓碑上,又是一层薄薄的白雪,那束鲜花上,肯定还结上了冰花,晶莹透明。那是先生的最爱。虽然他毕生并没有种出那么漂亮的花,但那种洁白无暇,永远是先生追求的一个梦。

 

功过名利,是是非非,尽是虚无飘渺。先生的紧箍咒和那明亮的光环,都随风、随他而去。先生的路是坎坷的,也是有争议的。但学生看来,唯一不变的,只有先生对学生们的舐犊之爱,和学生们对先生的绵绵追思……

 

200945 摄于中关村 新科祥园)



导师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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