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被多位科技界前辈寄予厚望。科技界的共识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国外的。这里面尤以一项违背高科技产业化规律的政策为甚，就是所有大学和研究所实验室技术产权，归技术研发单位所有，这成了中国科技产业化应用的一个死结，将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化引入死胡同。

1.在中国，科技人员的实验室高技术开发成功，其技术产权就归其所在单位所有。这样技术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如果引入外界资本运作，必然涉及产权转移或者分割的问题。但是实际实验室出来的高技术产品类似一个温室培养的果苗，开始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还存在产业化失败的风险。技术开发人员还要担上产权分割的利益平衡的麻烦问题。即使开发成功，还会有人站出来振振有词，宣称技术产权分割存在权益不公，损公肥私的问题。对于技术开发过程开发人员担的风险这时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他们占有了收益，对于其前期的风险和付出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这点对于企业来说要好办一些，因为实验室技术研发者和开发投入人都是一个主体，但对于高技术研发最密集的大学和研究所来说，存在政策造成的产权主体分离的问题。

2.高科技产业化的规律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对于实验室技术，作为投入方和参与方都是出了资金和人力的，他们理应得到回报，但是此时的实验室技术也可以认为毫无经济价值，真正的技术必须是产业化，并且商品化后的能创造利润的产品，最终对全社会产生贡献的经济价值。实际技术产业化是这一过程风险最大的过程，承担这一风险的是科学技术人员和投资人，按照谁承担风险谁受益的原则承担风险大的，理应得到收益最多，而且最终应当以为社会做出的税收等贡献来衡量此技术总价值。

3.实验室技术毫无经济价值，其预期价值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实现，作为国家要支持科技产业化，必须采取真正有高瞻远瞩的政策。首先，要设定实验室技术试验成功，只要在单位做了登记，参与的技术人员个人就拥有此技术完全的产权，此时的技术并无实际经济价值。其次，技术人员和投资人自行承担和控制风险来进行产业化，实际对于技术的风险控制，实验室技术研发人员最有发言权，他们产业化的技术方案选择是最高效的，只有他们和投资人具有绝对的产业化方向决定权。如果产业化失败，实验室研发技术单位不用承担任何损失，如果研发单位也是投资人，承担投资损失即可；如果产业化成功，高技术初期也不可能盈利，因为涉及收回投资，一旦进入盈利期，国家可以根据获得收益的税收，比如超过100万占20%，超过1000万占5%，按照相应比例回拨给技术人员所在的研发单位，此时研发单位可以获得收益远大于实验室技术的投入，而且是长期收益，国家也是受益方，这部分税收本身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而这样对于整个社会的收益会更大，如果把每一个研发单位也是社会贡献的一分子，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利益小团体，只有这样高技术产业化的这盘棋才能彻底活起来。

4.这一政策是有成功先例的，美国的硅谷就是美国政府采用这一政策扶持起来的，大学老师研发成功技术就拥有绝对的处置权和所有权，最后扶持起来硅谷这一该技术高地。最后的结果是不要说税收，仅硅谷的捐款就远远大于美国政府科技投入。现在我所研发的一项钛酸钡相关技术，美国奥巴马政府一次可以无偿赠与一家公司3.5亿美金（新闻报道）用于研发，而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用于此技术的研发经费总和，都不如其去年这一次投入的一半，我本身研发的实验室技术处于领先水平，但我很担心中国又要在此技术产业化落于人后。我提出这一观点，在我国马上就会陷入无偿侵占国有无形资产之罪等问题，关键是锁在抽屉的实验室高技术，实际并无真实国资价值，只有预期的国资价值。那些在一开始就谈国有实验室技术产权的，本身是制造画饼充饥的一个笑话。

5.陈德铭部长在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我只在电视见过陈部长，从未谋面），曾经提出一个地方科技政策，大体也是这样，就是实验室技术技术人员可以自行转化，转化成功后，按照成本补偿实验室投入，就可以将实验室技术产权归于技术人员个人所有。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策，实际这才是按照高技术规律办事的。但是这一政策却无下文，并未实施，我一直很困惑。实际完全站在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一政策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那些抱着实验室技术产权归单位所有的人，实际是盯着眼前的幻影芝麻，而不见长期真实的西瓜。

真正要活我国高技术产业化这一盘棋，只有彻底抛弃实验室技术产权的幻觉概念，实验室技术产权完全归技术研发人员个人支配，产业化成功后，立法以税收提成回报研发单位，彻底的按照谁担风险大，谁受益大的原则，将整体蛋糕做大，最终使得各方和人人受益，而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彻底按照高技术产业化规律的办事。把技术产业化的目标定位于国家整体的战略全局来考虑，才会使这一循环走向活水，最终所有各方都是受益方，实现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率，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们的社会建设为一个更高效更美好，使得人人生活更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