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学习任继愈老师严谨治学态度 (回忆二件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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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四时, 接北京杨学兄*来电，他刚去八宝山殡仪馆参加任师遗体告别。杨君说,前不久,从海外探亲回国, 惊悉任师仙逝,即去了国家图书馆任先生灵堂吊唁。今天(7/17) 上午,冒着傍沱大雨去八宝山, 代表我们五位任师早期学子,参加仪式, 向他作最后告别,祝任师一路走好！接听杨君电话，我心中稍为平静。又同杨君追忆1955/9—1956/3 在北师大听课(<中国哲学史-古代部分>**)以及后来跟任师个人接触一些情况。我原以为杨君尚在海外未归, 故没跟杨君及其他学友联系, 自已只写了悼念博文,正在拟另一篇学习任师治学精神博文。杨君鼓励我尽快写完发出。下面通过回忆二件旧事,来说明任师严谨治学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在北师大听任师中国哲学史课时,先生介绍老子哲学思想,分别评述老子的自然观,社会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印象最深的是,他详述了老子天道观及辩证思维方法。他肯定老子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当时, 哲学界对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争论十分激烈。任先生是主张老子属唯物主义的。在讲课时,他援引不少资料,加以论证。不过，他并不武断,强调他的观点是从老子基本倾向,特别是天道观方面。又说老子思想复杂,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观点。再三声明,属于何种哲学阵营,是学术问题,可以也应该争论下去。当时我本人对此没深入研究,没自己独立判断，只是觉得任先生治学十分严谨和谦虚。因我本人对辩证法很有兴趣,对先生介绍老子”无”的范畴的思路,觉得十分有启发。先生用<老子>中车轮的”无”与”有”为例,通俗说明老子思想之深遂！任先生善于深入浅出的方法, 不仅启迪了我的思维方法;而且让我作为一个哲学教员,在运用教学方法上,终生受用！任先生当时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出版的<老子-今译>,对老子哲学性质的评价, 就是主张这种观点。1963-64年他主编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高教部统编教材) 中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后来, 在”文革” 中,1973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简编>(上述教材四卷本缩写本) 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我就听到学界一些人的议论,误认为任先生没有原则性;有人还说他随风倒！？
其实,这些同志不了解任先生治学之严谨态度, 以及他”只说自已明白了的道理”这种原则性, 还有,随时修正错误看法的实事求是精神。1981年,任先生坦率说明他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他说, 自己一向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许多哲学流派的影响也深远。故总期望把它弄清楚。然而,问题是很复杂的。”起初根据自已研究,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 但并未能进而把主张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驳倒; 后来,主张属于唯心主义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驳倒。”他风趣地说,” 像攻一个坚城, 从正面攻, 背面攻, 都没有攻下来,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他重新检查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严肃认真检查自己, 发现还是自已方法错了！
实际上, 通过关于老子辩论这件学术案例,任先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说,三十年来我们牢记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作为哲学史发展主要线索,贯串古今,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精神实质。他强调，清清楚楚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应当是近代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两大阵营森严壁垒。各个学派，各个哲学家,在自已体系中,如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 都各有特点。因此, 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就是确定了某位哲学家的基本倾向, 对具体问题还要根据材料才程能做出确凿结论。任先生又强调,应把哲学史看做人类认识发展史。按照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哲学史指导原则,我们就有了较大的主动权,就能用全局观点,来看某个学派,某个哲学家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起了什么作用, 解决了什么新问题, 提出什么新范畴,有什么新贡献,以及交贡献之大小……. 。我们搞哲学和哲学史的专业人士十分清楚,这是任先生总结建国初期30年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也是对前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与哲学史指导原则的批判！[参见任继愈<天人之际>]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史研究这种指导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记得50年代，任师讲课中, 就己对我们反复说明,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 应厘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 分析这两大派别(或阵营) 。但是,他也明确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要从哲学家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要看其思想全貌及基本倾向, 而且对其某些具体论点作具体分析,还要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 看其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文革”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及严重个人迷信, 大学复课闹革命后,所谓”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所谓”三结合编教材” 风行一时。暂不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浒>”,”批周公”,” 批投降派”,”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闹剧,就说某著名大学一件奇事。70年代要编写新睑<西方哲学史简编>, 除了办”全国青年教师讲习班”,实际上是撇开原来的专家教授,要这些青年教师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写”新教材”, 还要到工厂农村部队,请工农兵提意见。当时流行着”贯串哲学史是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可想而知, 这种”新”教材,除了贴政治标签及对一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外, 还有什么实际内容与科学性呢？
记得某大学一位朋友, 也是西方哲学史专家, 他也参与此事,实在觉得很难搞下去！他建议应请一些老专家提意见。其中就有刚刚”解放” 的任先生。听这位朋友说,任继愈教授在认真审读稿子后,不怕当时那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氛围,毅然决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主要是要坚持上面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指导原则, 哲学史应研究人类认识史;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理论与资料统一;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这些,当然不会被工军宣队所采纳。不仅把任先生正确意见拒之门外,还指使人写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不点名批判任先生, 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那时,我们看了文章之后,都感到奇怪和气愤！也十分敬佩任老师之原则性斗争性。这才是中国有骨气有真知灼见的大学者！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创造性研究哲学与哲学史的大专家。
任老师认真严谨学风,永远值得我辈学习与践履！
注*1955-1956学年, 我们的导师石盘教授专门聘请时在北京大学的任继愈教授,来北师大为五位研究生授课, 后来均成长为哲学学科的教授或副教授。我们五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退休。杨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君在福建省委党校,马君在暨南大学,温君在广东教育学院,我在华南师范大学。
注**中国哲学史-近现代部分, 是聘请时在人民大学的石峻教授来北师大授课, 学时少些,仅占全学年三分之一。石师也己仙逝了。
[2009/7/18晚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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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在北师大听任师中国哲学史课时,先生介绍老子哲学思想,分别评述老子的自然观,社会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印象最深的是,他详述了老子天道观及辩证思维方法。他肯定老子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当时, 哲学界对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争论十分激烈。任先生是主张老子属唯物主义的。在讲课时,他援引不少资料,加以论证。不过，他并不武断,强调他的观点是从老子基本倾向,特别是天道观方面。又说老子思想复杂,也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观点。再三声明,属于何种哲学阵营,是学术问题,可以也应该争论下去。当时我本人对此没深入研究,没自己独立判断，只是觉得任先生治学十分严谨和谦虚。因我本人对辩证法很有兴趣,对先生介绍老子”无”的范畴的思路,觉得十分有启发。先生用<老子>中车轮的”无”与”有”为例,通俗说明老子思想之深遂！任先生善于深入浅出的方法, 不仅启迪了我的思维方法;而且让我作为一个哲学教员,在运用教学方法上,终生受用！任先生当时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出版的<老子-今译>,对老子哲学性质的评价, 就是主张这种观点。1963-64年他主编并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高教部统编教材) 中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后来, 在”文革” 中,1973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简编>(上述教材四卷本缩写本) 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我就听到学界一些人的议论,误认为任先生没有原则性;有人还说他随风倒！？
其实,这些同志不了解任先生治学之严谨态度, 以及他”只说自已明白了的道理”这种原则性, 还有,随时修正错误看法的实事求是精神。1981年,任先生坦率说明他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他说, 自己一向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许多哲学流派的影响也深远。故总期望把它弄清楚。然而,问题是很复杂的。”起初根据自已研究,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 但并未能进而把主张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驳倒; 后来,主张属于唯心主义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驳倒。”他风趣地说,” 像攻一个坚城, 从正面攻, 背面攻, 都没有攻下来,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他重新检查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严肃认真检查自己, 发现还是自已方法错了！
实际上, 通过关于老子辩论这件学术案例,任先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说,三十年来我们牢记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作为哲学史发展主要线索,贯串古今,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精神实质。他强调，清清楚楚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应当是近代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两大阵营森严壁垒。各个学派，各个哲学家,在自已体系中,如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 都各有特点。因此, 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就是确定了某位哲学家的基本倾向, 对具体问题还要根据材料才程能做出确凿结论。任先生又强调,应把哲学史看做人类认识发展史。按照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哲学史指导原则,我们就有了较大的主动权,就能用全局观点,来看某个学派,某个哲学家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起了什么作用, 解决了什么新问题, 提出什么新范畴,有什么新贡献,以及交贡献之大小……. 。我们搞哲学和哲学史的专业人士十分清楚,这是任先生总结建国初期30年学术研究的经验教训;也是对前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与哲学史指导原则的批判！[参见任继愈<天人之际>]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史研究这种指导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记得50年代，任师讲课中, 就己对我们反复说明,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 应厘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 分析这两大派别(或阵营) 。但是,他也明确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要从哲学家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要看其思想全貌及基本倾向, 而且对其某些具体论点作具体分析,还要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 看其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文革”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及严重个人迷信, 大学复课闹革命后,所谓”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所谓”三结合编教材” 风行一时。暂不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浒>”,”批周公”,” 批投降派”,”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闹剧,就说某著名大学一件奇事。70年代要编写新睑<西方哲学史简编>, 除了办”全国青年教师讲习班”,实际上是撇开原来的专家教授,要这些青年教师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写”新教材”, 还要到工厂农村部队,请工农兵提意见。当时流行着”贯串哲学史是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可想而知, 这种”新”教材,除了贴政治标签及对一些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外, 还有什么实际内容与科学性呢？
记得某大学一位朋友, 也是西方哲学史专家, 他也参与此事,实在觉得很难搞下去！他建议应请一些老专家提意见。其中就有刚刚”解放” 的任先生。听这位朋友说,任继愈教授在认真审读稿子后,不怕当时那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氛围,毅然决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主要是要坚持上面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指导原则, 哲学史应研究人类认识史;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与逻辑一致,理论与资料统一;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这些,当然不会被工军宣队所采纳。不仅把任先生正确意见拒之门外,还指使人写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不点名批判任先生, 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那时,我们看了文章之后,都感到奇怪和气愤！也十分敬佩任老师之原则性斗争性。这才是中国有骨气有真知灼见的大学者！是真正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创造性研究哲学与哲学史的大专家。
任老师认真严谨学风,永远值得我辈学习与践履！
注*1955-1956学年, 我们的导师石盘教授专门聘请时在北京大学的任继愈教授,来北师大为五位研究生授课, 后来均成长为哲学学科的教授或副教授。我们五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退休。杨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君在福建省委党校,马君在暨南大学,温君在广东教育学院,我在华南师范大学。
注**中国哲学史-近现代部分, 是聘请时在人民大学的石峻教授来北师大授课, 学时少些,仅占全学年三分之一。石师也己仙逝了。
[2009/7/18晚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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