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家里买来新家具，摆放中发现空调碍事，需要室内机移动，要找人移位。

在上楼的楼梯中，发现有空调打孔、移位的小广告，就打电话试试。

电话声音显示需要加拨零，才知道是外地的手机，以为不会有人接。想不到一会就有一个外地口音的青年人接了电话。回答很干脆，能移，120元，半小时上门，而且熟悉我住的小区。

大约两小时后，有人敲门，进来的竟然是一年轻女子。我问她你会修空调？她说修空调的在楼下搬东西呢。

不一会儿，另一年轻人带着简单的工具上楼了。从扮相上看，这是一对打工夫妇。在他们干活中，我就有意无意与他们闲聊起来。

“你们是小两口吧？”

“是”，那女子说。

“很好，夫妻帮，互相照顾，我以前就见过好多”。我说。

嗯，现在雇人人工太贵了，他一个人出来打工我也不放心”，女子善谈，男士在一边干活。

你们是哪里里人呢？”

“河北的”，那有着浓浓河南口音的男士接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向我隐瞒家乡。

“出来打工好，还是在家里好？”我问。

“当然家里好，但没有办法啊，外面挣得多?”女士答道。

“一年你们小两口能挣十几万吧？”我问。

“毛收入有，但剩下不多啊”，女子抱怨到“光租房每个月就得3000多，还是地下室，面积只有十几平米”。

进一步聊天才知道男青年姓桑，26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的是女孩只有四五岁，小的是个男孩，不到一岁，由男方家里的老人照看。他们交了1万元罚款，生了第二个孩子。女方家有十几亩，男方家有五亩地。他们在北京辛苦一整年，两口子剩下不到5万元，绝对不能生病。

“种地不挣钱啊，也太累了，尤其种大棚”。打工女子向我描述在大棚内人工授花粉的累活，一天下来，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向我透露，很多地都荒了。

“授粉的活不是蜜蜂干的吗？”我问。

“那儿还有蜜蜂啊，打那么多药，什么蜂也活不了”，桑先生一边卸螺丝，一边接话说。

“那你高中毕业了吗？”我换了个话题。

“初中都没上完，就出来打工了”，桑先生说。

 “俺那里很多人都不上学了，上大学赔钱啊”，小桑媳妇补充道。

“那你俩希望你们的孩子上大学吗”？我问。

“当然希望啦，俺省吃俭用就是让孩子们有出息，不要像我们这样”，小桑媳妇说。

“要是你们在家里一年挣五万块，还出来打工吗？”我又问。

“要是在家里挣那么多，谁还出来打工？”女子说。

“这个活也不好干啊，季节性太强了，夏天装空调的多”。桑先生说。

“那冬天你们干什么活？”

“冬天也有活，俺捅下水道”，女子非常自信地说：“北京夏天装空调的多，冬天下水道爱堵”。

对于北京的零工，他们心中特别有数。原先桑先生在别人手下做塑钢活，现在独立出来了，自由些，且挣得多，活相对轻快。

说到冬天捅下水道，女子的话就多了起来，她给我讲述在北京人家捅下水道的一些趣事。她说有一次，一个有老人将假牙掉进马桶里，打电话让他们上门取，要他们不要捅坏了，那假牙值好几千块。他们就将马桶拆下来，小心在有粪便的下水道里找到了那付假牙。

“他洗了洗，接着就戴上了”，女子描述到这里，笑出声来。这是他们能笑话城里人的资本，非常开心。平时是城里人嫌他们脏，实际上，在农民看来，表面干净的东西，其实才脏呢。

与上述八零后打工夫妇的简短对话中，我得出如下的几条信息：一是农村在城市打工挣得一半以上的收入又还给了城市，其中住房花费最多；二是农村年轻人不愿意上学了，尤其男生，早早进城打工；三是农村耕地撂荒，家中的土地和孩子由老人照料；四是农田农药污染严重，没有传粉昆虫了，人干起来蜜蜂的活；五是对家乡依然非常留恋，但不知道前途在那里，过着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但他们不愿意让后代重复他们的日子。

中国农村青年人的前途命运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