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你有权利对环境破坏说不
蒋高明

        2006年初，由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零点调查公司、中国民生银行就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联合结果(民生指数)显示，目前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主动参与环保能力差，“光说不练”的占了大多数。80％以上的公众最近三个月没有参加过环保活动，而参与的公众仅占6.3%，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民生指数”对“污染源认知程度”、“个人空间环保行为”等34个环保指数进行科学量化分析，因此该指数基本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目前的环保现状。

        尽管此事过去了一年多了，老百姓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随着今年几个重大环境事件，如太湖水污染、洞庭湖鼠灾等，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但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进行的调查的现象依然存在：公民对于如何参与环境保护，尤其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缺乏实质性的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期间伴随着人口急剧膨胀，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殆尽，大量宝贵的“国土”损失，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由此可以看出，过去25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是当年西方国家完成资本积累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唐朝杜甫欣慰“国破山河在”，而今我们感叹“国在山河破”。环境恶化已经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众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公民是健康生态环境的受益者，他有权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可是，现实的许多做法大大伤害了这个权利。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潘岳副局长指出，在过去的28年里，我国创造了年均GDP增长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巨额代价的：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水系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15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患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等等。谁之过？

        理论上，任何环境污染一是可以避免的，二是可以治理的。然而，在经济发展这一主流下，环境成本在许多场合下被“忽略不计”了，甚至还有人公开讲“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造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虽然，环保部门也在收罚款，但是所收到的费用比起来治理污染的费用来讲真是“凤毛麟角”。且在很多场合下，污染企业交完罚款又心安理得地继续排放了，而环保部门也多“睁只眼、闭只眼”，遭殃的是普通大众。污染物是水泊梁山上的“地煞星”，不让它们出工厂是有办法的，关键的是成本问题；而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再治理，其费用要高出几十倍至百倍。企业之所以选择交少量罚款不愿意治理，那是因为治理是国家的事情，受害是老百姓的事情，他们认为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了排放污染物的“准排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将环境保护列在重要的地位，宁愿经济发展慢些，也要为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环境权利无疑为国人的环境意识发放了“环境自卫”的利器。实际上，一些重要的环境问题总是一些利益集团在操纵，而置老百姓的环境利益于脑后的，上马这些项目时多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号，出问题后就互相推委了。笔者曾多次接触一些化肥厂、农药厂、造纸厂下游的农民的鱼鸭牲畜甚至人因污染而死亡的告状，可总是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如果公民有权利对一些项目在上马之前就说不，恐怕类似的“不了了之”就没有了市场。沸沸扬扬的圆明园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之所以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不正是启动了必要的公民监督么？因为媒体曝光了，老百姓才逐渐看清了其中的“猫腻”。

        “民生指数”还显示，20%以上被访者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环保权利，不知道民法中有哪些规定。对于宁静权和清洁水权公众听说过的频率较高，但听说过眺望权的比率就比较低了。公众最常用的环境投诉方式是向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而知道“12369”这个环境问题举报免费电话的不足20%。这些数据说明，对于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大国的环境关注和具体措施，我们的老百姓虽然不是无动于衷，但还是“报国无门”。保障公民能够有效地行使健康权、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完善相关民事、行政诉讼的制度和程序，意味者在环境保护的大旗下，公民由原来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或者“看客”，将变成合法的环境公益的“上帝”。你企业也罢，政府也罢，不能总是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必须考虑公众，考虑后代，必须拿出开动机器、牺牲环境赚回的大量钞票用于污染治理，用于受害公民的补偿。如果明明知道工程或工厂对公民造成潜在威胁，你却花言巧语蒙骗过去，企业、专家、政府权要，就要对这种行为负责。一些大的工程明明是利益集团拿大头，偏说成是为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对不起，你要兑现，一些开工前的承诺要上升到法律程序。

        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就环境保护进行社会监督，就可以使一些不知情的公民变得知情；可以使利益集团的谎言暴露在阳光之下。去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就圆明园问题开展公众听证会，对北京师范大学环评机构“畏头畏脚”，对内蒙古通辽市一些企业违背环境法的做法予以点名批评，国家对松花江污染事件的严肃处理，将会使今后人们对环境权有所敬重。因为搞不好还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对一些环境违规事件“穷追不舍”的，就有很多公众参与的功劳。

       市场引导、政府调控、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是新形势下必然结局，其中市场最关键。发达国家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走出后，就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西方人经常使用的Stock-holder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利益相关者。以市场机制鼓励民间参与环境治理，变“制造”污染赚钱为治理污染也能撰钱还“积德”，那么，那些污染企业就可能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然而，要实现这个良性循环，我国公民必须从“被动参与”变成“主动参与”，运用国家给予的法律利器维护公民自己乃至国家的生态环境，使得环境破坏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我国才有希望使天蓝起来、水纯起来、空气清洁起来，山绿起来、草原的土壤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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