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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明1 赵雅度2

1.天津市神经外科中心医院

2.北京天坛医院 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

 

      赵以成教授于1938年起，在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Wilder Penfield指导下开始走入神经外科这一新领域。本文简要介绍了赵以成教授对中国神经外科专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他于1952年和1954年分别在天津、北京创立了第一个独立的神经外科，并在其不懈坚持和努力下，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的基础研究机构——1960年成立的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为了提高我国神经外科的临床水平，他强调神经外科的次专科发展，并细化为脑肿瘤、外伤、小儿神外和杂症等几个专业组。对于培训神外专科医师，他同样倾注了热情，亲身培养了200余位专科医师，这些人学成后多数在全建立起全国各地的神经外科中心，成为顶梁柱。现在，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以成为国内最大的神经外科研究机构，在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赵以成教授卒于1974年，为专科发展贡献了40余年的青春，被中国神经外科协会誉为“中国神经外科之父”。赵以成生于1908年的福建，父亲是当地一位采矿者，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非常喜欢读书，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是一位严父。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肠，勤勉而节俭的传统女性，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自然非常孝顺。

 

      赵以成1929年在燕京大学取得了医学预科学位之后，直接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了他的“八年制”医学教育，并与1934年毕业。在学期间，他学业有成，毕业之后，他在协和普通外科完成了2年的助理住院医师培训。之后，他被选中成为神经外科的研究员，在那里接受了神经病学、神经病理学、神经精神病学、骨科学、泌尿外科学和耳鼻喉科学等全面的培训后，成为神经外科专业的助理住院医师。在艰苦的求学时间，他的另外一个最大收获是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一位协和毕业生和杰出的妇产科医师，并喜结连理。他们在同学看来彼此般配，非常理想，成为了一生的伴侣。1934年毕业后，他在普通外科被评为优秀住院医师，在1937年以一篇耳鼻喉科的研究论文在协和获奖，并在同年试验成功了用电子器械进行无菌肠道吻合手术。1938年，在洛克菲勒奖学金的奖励下，他得以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深造。

 

 

      在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年，赵以成作为一名神外专科fellow和助理住院医师，在Wilder Penfield教授的指导下进行训练。Penfield教授不仅把他当作大机构的一员，而且视这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年轻人为自己家庭的一员，热情与其分享生活之道，仔细指导临床工作，非常友好。

 

        Penfield教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严谨自律，学识渊博，管理有方，他精湛的手术技巧、研究精神、教学热情、独特经历，还有优雅文笔、体育特长，再加上热情好客、宁静和蔼、真诚友善，这个鲜活而饱满的人物，强烈影响和感染着年轻的赵以成，让他这段学习的日子成为终生的至宝。赵以成不好交际，但此行交下了几个一生的亲密挚友。在这期间，他还研究出了用羊膜防止手术粘连的新方法，返华之前，又还拜访了美国的八家神经外科中心，就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他设法平安回到祖国。抗战期间，夫妻二人为生活挣扎的同时，还艰难地继续着救死扶伤的工作。1943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搬到天津，继续一家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们的大女儿，现在是一名高级建筑师，二儿子继承父业成为神经外科主任，三儿子是一位泌尿外科医生，并任天津市卫生局副主任。

 

        1952年，赵以成调入天津市总医院，并在那里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神经外科。1954年，中央政府根据需要将他调回北京，于同仁医院主持组建神经外科中心。赵以成请大弟子薛庆澄(http://www.bjmu.edu.cn/art/2007/1/18/art_798_2055.html)留在天津主持工作，带着二弟子王忠诚前往北京。在北京市卫生局的指示下，这个中心壮大起来并于1958年迁入宣武医院，并于1960年在这家医院建立起了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Beijing Neurological Institute)。在那里，赵以成将神经外科分成四个专业组，包括肿瘤、外伤、小儿神外和杂症。并配以设备比较先进的神经病理、神经生理、神经生化、神经解剖与组织培养实验室等辅助科室，提高了临床水平。宣武医院和其神外研究所很快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神经外科核心团队。

 

      他自1953年起在天津开设了神经外科高级培训班，1957年起也在北京也开设起来。每一位学员必须至少经过数年的普通外科训练才有资格进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培训班中他培养了200余位神外专科医师，这些出色的学生绝大多数在不同的城市建立起新的神经外科中心，包括上海、西安、成都、长沙、昆明、哈尔滨、沈阳、福州、武汉以及广州等地。

 

        1955年，忙碌的他开始在天津和北京两地之间奔波，同时担任天津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教授，天津市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宣武医院院长以及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学术带头人，他还需要不时参加疑难病会诊。赵以成教授对临床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患者富有同情心，无论贫富均以诚相待。哪里有一线光明，哪里就有希望存在，因为永远看到希望，就永远不放弃追求，想尽办法让患者转危为安。他的精湛手术技艺令人赞叹。而不论到哪里，他的友好、真诚和责任感更让人信服。

 

      他将40年的青春投入到神经外科的事业中，在神外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对脑外伤、脑肿瘤、脑脓肿、脑寄生虫病、脑血管疾病、脊髓和外周神经疾病、先天性畸形等广泛领域都有所研究。在1955年，他提出了脑脓肿治疗的新方案，他的团队还在研究中证实神经纤维可以从断端的缝隙中再生。他常常告诉学生“神经外科医师的特别之处在于，手术目的不仅是切除病变的区域，术者必须在同时考虑手术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未来的功能破坏和生活障碍。”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已经被一代代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延续和发扬下去。

 

      赵以成非常珍视他在国际外科协会、国际神经外科协会、中华医学会等组织的会员工作，并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同时是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外科学会执委会委员，《中华神经病学杂志》、《中华神经外科学杂志》和《中华精神病学杂志》的编委，主编了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学医师手册，编写了大量的普通外科、脑肿瘤外科、实用神经病学教材，成为整个神经外科教学的基础，共发表50余篇学术文章。

 

        1962年，在他的努力下，加拿大Panfield教授和妻子收到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访问，赵以成和妻子在家热情招待了他们一行。国庆日当天，他们一起加了位于天安门的典礼和招待晚宴，并与毛主席有过友好而广泛的交谈，并从此保持着友谊。Panfield教授此行参观了各医学院、研究所、科研部门和名胜古迹，同时也在讲学，主持病房查房，以及组织会议中与同行交流。这位著名教授也为自己有这样的杰出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1963年，赵以成和妻子被邀请前往蒙特利尔，准备接受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授予的荣誉学位，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1979年，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署高级官员带队的观察团方位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其中的专家有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William Feindel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Dould Tower教授。他们对中国神经外科医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在这次访问两年后，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被认证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中心。也是在1979年，加拿大政府设立了白求恩-赵以成奖学金，巧的是，第一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医生，正是赵以成的大儿子赵克明。

 

      赵以成为人积极乐观，热爱神外事业，有着战胜疾病和苦难的坚强意志。在1956年，他因输尿管结石忍受着绞痛，结石自行排出后不久，他又因腹痛查出患有十二指肠溃疡，但他没有从繁忙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修养。不幸的是，在1970年他又被查出患直肠癌，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特地为他安排在北京肿瘤医院手术治疗，但天妒英才，手术中即发现肿瘤已经转移。但他没有过多受自己的病情影响，在刚刚从结肠造瘘术中恢复过来出院时，他又走进手术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切除了转移到中耳的脑肿瘤，这位女孩一年之后来医院复查时还专门拜访并感谢了赵教授。他与癌症整整搏斗了四年，在这段时间，他从未停止参加医疗会诊，并继续他的教学，并为神经外科专科书籍的撰写制定了完备的计划。

 

      天津医科大学前校长朱宪彝，也是赵以成在协和医大的学长谈起他时说，“当我去拜访赵教授的时候，即使在他即将不省人事的几天里，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和子女，更多是谈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与人员培训。这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相比，有多么大的不同啊！”赵以成教授卒于1974年9月21日，享年66岁。在他去世后，王忠诚教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从宣武医院将队伍发展到天坛医院，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与此同时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也明显壮大起来，这两个机构在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纪念赵以成教授的功绩，中国神经外科协会将其誉为“中国神经外科之父”。

 

部分评论：

 

      赵以成教授在195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神外专科，几乎比美国神外的专科化发展晚了一代人的时间。可以想象，在二战炮火的蹂躏下，这些迟来的发展也举步维艰。这个里程碑的建立，是赵以成这样一个智慧、勤奋、目光长远的人物促成的。而在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这个世界顶尖神经外科中心深入工作的经历给予他至关重要的帮助。由于该专科的超高准入门槛，我们美国神经外科专家几乎都在几家著名的神外中心之间交流学习，但赵以成的学术交流之旅跨越了国界与社会。

在很多年之前，纽约市允许来自其他国家的住院医参与我们的临床工作，他们可以取得在纽约州行医的临时执照，并和来自美国本土的住院医师一样参与临床工作，包括进行手术。我们在康奈尔大学时，这种国际交流模式非常成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批极其优秀的住院医师，他们多数处于本国住院医师培训阶段，并在美国完成其中的2-3年。因为这些医师还处于本国的住院医师培训中，仅仅在美国进学习一段，他们全部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只有一部分在美国接受完整住院医师培训的外国学生，因为在美国如此多年的生活学习（神经外科住院医师培训最长也最严格，通常为9年），逐渐失去了与原来的国家身份并和美国紧密相连，最终留在了美国工作发展。

   

      而如今，我们的联邦和州政府立法明令禁止外国住院医师和本国住院医师一样进行两年左右的真正实际的短期培训，只接受观摩或者在美国完成全部的住院医师培训，这将门槛抬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对于学术的交流来说，这是一种耻辱。我希望美国法律能够重新考虑过去的开放交流做法，能够好好利用与国外受训的年轻住院医师交流的机会，为双方的发展和进步提供良好机遇。在这方面，赵以成教授的历史贡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作为神经外科医生，一件最终要的事情就是铭记那些打破禁忌的历史。这个学科自从创立以来，就在先驱者们一次次突破下，成为外科领域最高深和卓越的分支。

   

     由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我们常常把美国神经外科发展的历史狭义地理解为全部，然而必须知道，事实上在这个激动人心的领域内，全世界的学科领袖都做了杰出的贡献。

   

     这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医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医生，而在那段历史上，由美国资助并派出最顶尖学者任教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孕育了一代学者。协和也许不能永远成为中国学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但自由开放与独立思想，将成为孕育具备远见卓识与学术潜能医学家的沃土。

 

 

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世纪回顾（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