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规格

【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风流南宋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5180-1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

笔记

在收复中原和保住皇权之间，高宗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后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要这江山仍然姓赵，只有半壁又何妨！如此之深的心机，秦桧才懂吧？ 

不能不钦佩南宋的坚忍不拔。然而南宋还是亡了。
亡国的原因很多。比方说，军人受到歧视，文臣又内讧不止，皇帝还自作聪明。
南宋的统治集团却没有全球视野，甚至未必很清楚蒙古军团的战线拉得有多长，又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还错误地理解了远交近攻。他们忘记了，这可是强者才能使用的策略。 

市舶司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
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
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
市舶司在两宋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 

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
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阿拉伯人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正规的海外贸易由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
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 

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 

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 

作为日本和室之标配的榻榻米，其实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但是晚唐五代以后，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坐在椅上，躺在床上，反倒是韩国和日本人一直喜欢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结果，榻榻米甚至成为建筑物室内面积的计算标准。因为由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每张面积都是1.65平方米，叫一叠。说一个房间多少叠，比说多少平方更能让日本人立即明白。 

唐宋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的高潮期。只不过在唐代，多半由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宋代却是通过海洋贸易，由民间来模仿生活方式。 

酱油的制法被日本僧人带回日本。结果是酱油被中国人用来做红烧肉，日本人用来吃生鱼片。原因之一是河鲜易带寄生虫，鱼脍更适合海洋国家。 

宋瓷那种摒弃一切装饰，并不在乎现实意义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的宋瓷，也许更能直指人心。 

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也不意味着中日交流的中断，文化和商贸的往来反倒更加频繁。
两宋的影响在那岛国长时间挥之不去，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唐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比如汉字或者唐人等等，宋却是存在于内心深处的。 

中华文明原本就有两个源头：一是殷商代表的海洋工商传统，二是西周代表的大陆农业传统。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后，也有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因自给自足而走向封闭保守，二是因对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兼容。
宋末，则正好处于岔路口上。
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已经在朝着第二条道路前进，建立的文明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安史之乱后与西域失联，真是堪称不幸。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能够变成海洋帝国，还是多元文化的，那将是怎样的前景？
陆秀夫却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一起跳进去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其他将士，以及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的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
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
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写《生祭文丞相文》逼他去死的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以及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
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

• 书院唐代就有了，北宋也有。但与理学紧密相连，并且成为文化现象，则在南宋。朱熹请复白鹿洞书院后，全国各地和其他学者纷纷效仿，理学也终于有了传播思想的阵地。

• 传播的途径有口碑和书籍，而宋代恰恰是印刷和出版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朱熹把握了这个历史机遇，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开办出版公司。

• 原因之三是他的学说平易近人。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朱熹都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
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
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
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与格律诗相比，词在形式上更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实际上，词的格式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而且据说有上千种之多，简直不胜枚举。这些格式被称为词谱，词谱的名称叫词牌。按照词谱来创作，就叫填词。 

词，一种有格律的自由体，一方面严守纪律，另方面又挥洒自如。如此这般地长袖善舞，以及归于和谐的多样统一，不正是古典艺术的一贯追求吗？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红烛昏罗帐，断雁叫西风，点滴到天明，简直就是浓缩的宋史。啊！往日繁华风光不再，历史进程不堪回首。也许，这就是南宋最后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