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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289-2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笔记

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

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
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
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
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更不是人格神。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只用了三十多天。
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不倒戈才怪！
但这样的速度让周的执政者们警惕。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这就是“以人为本”。
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也是孔子和儒家最宝贵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
周公制礼，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 

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
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
最后与周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
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 

它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
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伦，就是次序和类别。如果乱了次序，错了类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叫不伦不类。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宗法伦理，将传统社会的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于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便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
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意味着成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此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和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这就有了艺术。
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
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