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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草与禾

【 作 者 】波音

【 ISBN 】978-7-5217-0381-8

【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06 第一版

笔记

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书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俯视中华文明的全貌，就要跳出“庐山”观察。
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是，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要明晰这个主题，就不能只从华夏视角观察，或只从草原视角观察，而应该是多视角的。 

对夏朝，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世袭制国家。
但对考古学家来说，一提起夏朝，却令人伤心。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尊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现实证据。
首先是没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记录。其次是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传说中的夏朝晚了好几百年。
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这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商朝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关于改朝换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及。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
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答案。 

自始至终商朝都处于强敌围绕的尴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区域不会比王畿区大多少。其实商朝人自己也很谦虚，用甲骨文记载战争时，称呼自己为“商方”，意思是本国与其他方国都是平起平坐的，强不到哪里去。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由于青铜器制造技术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属于一种垄断高科技，通过赐予或者不赐予青铜器，可反映商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亲疏远近。 

中华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传播，是周朝时候的事情了。古书《周礼》将周朝的政治结构描绘成一个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整齐划一的体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井然有序。 

到了西周时代，鼎作为等级的标志，出现了列鼎制度。
所谓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数量成单数排列的鼎。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祭祀时这些铜鼎中都盛放各种肉食。
与鼎相配的是盛放饭食的青铜簋，它使用的是偶数组合，也有多少之别。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周人的向东扩张是与当时世界的大变局息息相关的。
公元前20世纪开始，原来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兴起，他们越过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向南涌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雅利安人的强势扩张得益于他们最早把铁和马匹用于战争。对当时的古代战争来说，无论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算是超级武器，所以雅利安人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公元前1450年，一批雅利安人驾着马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区域，随后又向西兼并了叙利亚地区，向东兼并了伊朗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雅利安人国家，史称米坦尼王国，后来这个王国亡于亚述人之手。
从公元前1500—前600年，雅利安人一波又一波地南下，其中一支甚至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
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杀入中亚和伊朗高原，把当地的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边缘。而吐火罗人控制了天山山麓和河西走廊一带，迫使当地的游牧族群羌人、戎人向东逃跑。原本居住在黄土高原西北一带的周人，在羌人和戎人的压迫下，被迫向东、向南拓展生存空间，恰好遭遇盘踞在中原的商人。 

商周时期，中原与西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一些商品、技术和习俗在遥远的地区间流动。 

当时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紧邻的长城地带，它夹在平原与草原之间，从生产方式上也兼具两边特色，既在山间盆地发展农业，也会在山坡上放牧牛羊，从事畜牧业。由于可以较早吸收更北方和更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所以长城地带的部落一度让中原文明寝食难安。
犬戎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长城地带的非中原文明对于中原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原文明的进程。
此后的春秋时期，中原文明中哪个诸侯能够抵御外敌并重整天下体系，哪个诸侯就具有称霸天下的资格，这应该是当时各方诸侯的共识。严重的外部军事威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春秋时期的中原文明的形态。
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来临，中原文明逐渐形成若干个强大的地域政权后，长城地带散落的部落就开始处于军事劣势了，这些部落成为中原文明兼并的对象。
没有了长城地带的缓冲区，禾的世界与草的世界正面遭遇，中华文明最为波澜壮阔的融合史诗即将上演。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
从地形上看，可以用山脉将巨大的欧亚草原带由西向东分成三个部分，乌拉尔山以西是一部分，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天山之间是一部分，阿尔泰山、天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之间是另一部分。
从阿尔泰山、天山向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部分草原带绵延于中国的北方，对中国历史有着久远的影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禾的世界相对应，我们可以称这片区域为“草的世界”。 

一个先秦时期的人想从今北京附近迁移到杭州附近，这段距离还不足1500千米，他竟要跨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最后抵达钱塘江流域，路线上都是横向阻拦的河流。而且南北方的气候也不一样，因此植被和作物也就不一样，他要应付不同的情况。
而如果这个人骑马从大兴安岭脚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千米，旅途快捷而轻松，他甚至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
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 迁徙的便利性带来了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便捷性，在草原带的一端出现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快传播到草原带的另一端；欧亚草原带某处兴起的古代文化，也可以迅速地扩张到广阔的草原区域。 

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华夏的北部边境突然受到了迅速增强的外族入侵压力，比如赤狄、白狄和山戎等族群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他们为何对华夏突然发难？
也许正是因为草原深处出现了一个或若干个强大的政权，并且向四方扩张，给了草原边缘地带的部落非常大的压力，中国河西走廊以及长城地带的部落政权不得不向东、向南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文献中记载的频频入侵华夏的事件，西周可能就是这一趋势的牺牲品。
面对越来越强的北境边患，地处北方的战国三雄——秦国、赵国、燕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修筑了各自的长城，来抵御草原骑兵的侵扰。它们不惜成本地修筑长城，无声地向后人证明：胡人的威胁真的很大。 

分处长城两侧的草原和华夏，正在进行一场整合的军事竞赛，到底是草原上的“诸胡”率先实现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面南背北，俯视华夏呢，还是战国七雄率先完成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君临天下，傲视北境呢？ 
“六王毕，四海一”，秦国领先一步，完成了统一华夏文明圈的重任，变成了秦朝。秦始皇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他必须立刻解决实力不断增强的胡人的威胁，尤其是卧榻之侧的强敌——匈奴。
匈奴人一度占据了河套地区，与秦都咸阳相距不远，对秦朝的威胁极大。如果秦朝占领了河套地区，就能够拥有一大片牧场，骑兵所需的马匹将有粮草保障。战国时期，战车已经逐步退出了军事舞台，代之以灵活机动的骑兵和组织严密的步兵。从那时起的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骑兵都是北方争霸战中的决定性军事力量。
当时尚未统一整个草原的匈奴还不是蒙恬大军的对手。蒙恬将昔日秦国、赵国、燕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构筑起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把包括匈奴在内的各个草原政权挡在华夏王朝的外面。 

继万里长城之后，秦始皇又高瞻远瞩地下令修建了一条秦直道。
秦直道从秦都咸阳城附近的甘泉宫出发，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包头市西南的九原县，穿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抵达河套地区的边境线。一旦塞外有事，浩浩荡荡的秦朝大军便可以从都城咸阳城附近整军前进，直达边塞。这条通往北部边境的秦直道，只是秦朝建设的交通网络的一条而已。
秦朝以都城咸阳城为中心，向外辐射，修建了大量叫作驰道的国家级道路，把都城和天下其他郡连接起来。
驰道有固定的宽度，沿途还种植了青松，道路外侧用铁锤夯实。
大秦帝国并不只有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它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帝国是什么？帝国就是交通！ 

西汉前期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其实和勇气、气节并无太大关系，两派人士主要考虑的都是自己在国内的利益，战争意味着国家资源向备战倾斜，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
对于白登之围，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冒顿率领匈奴主力从战场撤退后，平城城下有小部分匈奴军队未能及时北撤，反而被赶来的汉军主力包围并歼灭；韩王信的地盘也被汉军悉数收回。
白登山汉军据险而守，匈奴围攻未果。攻坚战也并非匈奴骑兵所长，在汉军主力不断逼近，自己的援军迟迟不至的情况下，冒顿主动选择了放弃包围，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
双方都有所顾忌，于是平城之战就这么草草收场了。这也说明冒顿的军力与汉军主力相比，并不占优势。
双方白登山的这次激烈碰撞，正式掀开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接触到融合的漫长历史篇章。 

冒顿要管理的是非常广阔的国土，国土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他把匈奴的疆域主要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中央是龙庭，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
这种“三翼”的制度可能在冒顿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
从三翼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它们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松散的族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华夏区域截然不同。
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在古代，部落贵族可能会有几个妻子，但是每位妻子会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打理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养育儿女。所以在草原上，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威。 

游牧民的草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毛皮、肉食、奶制品丰富，但是其他物资匮乏，比如盐、谷物、纺织品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因此，草的世界比禾的世界更需要外界的物产，来改善生活质量。
谁能给大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帝国。
要获得外界的物产，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商品交易；其二是依靠掠夺。
汉朝与匈奴之前吞并的草原其他部落明显不同。汉朝国力更为强大，匈奴可以向南侵扰，却无法吞掉汉朝。匈奴并不熟悉农耕地区的管理模式，反之汉朝也不熟悉游牧地区的管理模式。所以，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龙庭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
就此可以分析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对那些小部落来说，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
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居然管不了小部落的军事行动？这句话讲给汉朝人听，他们是不相信的。这就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不同。 

从长期的草原军事历史看，中国北方漠南、漠北草原能够集结起来的骑兵，最多也就十几万人，不会超过20万人。
因此，只要汉朝愿意赔上一些“家当”，和匈奴血拼一段时间，在匈奴数量有限的青壮年拼掉大半后，就无力再战了。而且一旦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状态，匈奴相对脆弱的游牧生产模式会崩溃。 

不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华夏王朝，单于位或皇位继承制度都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情。
农耕社会和礼制社会，整个社会要遵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运转。
游牧部落不喜欢幼主担任单于。小到一个游牧家庭，大到一个强悍的部落，都需要一个心智健全、勇武有力的成年人来担任领袖，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只能靠强悍的君主维系。
所以相对而言，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存在着隐患。权力的争斗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单于的部落中发生。
正如当年匈奴希望汉朝稳定，以获得定期的献贡那样，现在汉朝也希望匈奴能够稳定下来。因为一个混乱无序的草原会制造出更多的亡命部落，他们对于汉朝边疆地区的侵扰会更加剧烈，让汉朝防不胜防。 

从东汉接纳南匈奴定居于长城地带以来，华夏北方源自游牧民的族群人口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正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华夏王朝的内部事务。
公平地说，曹魏所面临的少数民族势力，是三国之中威胁最大的。凭借艰苦卓绝的征战，瓦解了数个潜在的草原敌手，甚至化敌为友，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孙权连年用兵山越，并不只是想维护东吴疆土的安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以战养战”，通过征服山越各部落，把山越人吸收到东吴政权内部，把山越人变成自己的军队，变成自己的民众，增强自己与魏蜀两国争霸的力量。这和曹操对待乌桓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南中地区的少数族群也成为蜀汉的兵源，从三国时代对少数民族的吸收角度看，与秦汉时期的统一王朝相比，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疆域的统一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统一，那么反过来，疆域的分裂也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分裂。
那些逐鹿中原的草原血统部落在带来异域雄风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华夏。 

在北朝文学作品《木兰辞》中，读者会看到“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的语句，还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天子”与“可汗”指代的是同一个统治者，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两个词汇并用，恰恰说明了北魏政权（《木兰辞》描写的场景可能是北魏抗击柔然的故事）草与禾兼具的风采。 

汉与匈奴两大文明双峰对峙的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大乱局的冲击，已经彻底被改变了，游牧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是疆域、种族还是文化，都进入了糅合在一起的新阶段。
在游牧还是农耕、向南还是向北的选择题上，北魏最终选择了向南融入，选择了农耕为本，选择了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发展路径，从嘎仙洞一路走入了洛阳城。这一决策给北魏带来了强盛，也给北魏埋下了祸根。
北魏虽已逝去，但拓跋鲜卑人不愧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文明融合之先驱，在他们身后，一个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辉煌时代正走向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北周消灭北齐前后，突厥基本上不动如山，这段华夏大整合的激荡时期，草原上突厥为什么会坐视不理呢？
如果视野放得更广阔些，我们就会发现，此时的突厥正忙着在亚洲的西部作战，先是联合强大的波斯夹击阿尔泰山西面的另一个草原强权——嚈哒，最终消灭了嚈哒。然后，为争夺贸易线路，突厥与波斯又大打出手。
与西亚强国的纵横捭阖牵扯了突厥汗国的精力，让它无暇也无力插手华夏的局势，只能坐视隋朝一举结束华夏的南北大分裂。 

隋文帝杨坚敏锐地抓住了突厥的弱点，决定采取离间政策对付突厥，这个政策的执行者是鲜卑人长孙晟。
突厥东西两边开始相互攻伐，自此正式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政权，大致上以杭爱山为界。 

从北魏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隋唐王朝前期，存在一个强大的门阀军事集团——关陇集团，他们来自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能征善战。如果追溯这个集团的源头，这个集团正是从北魏的六镇将士中走来的。
不管能不能实现，至少在关陇集团心目中，他们要建设的政权应该是：兼具草原与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模式。 

草原政权要维系广阔地区的松散联盟，就必须有足够的财物不断流入草原，满足各个游牧族群的物质需要，如此一来，庞大的草原政权才可以长期稳定。
突厥人和粟特人的联手，增强了突厥汗国对于草原的治理能力，这是突厥汗国能够超越过去的匈奴与柔然的关键。
这种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紧密联手，将在此后的千年中被草原上的其他强权借鉴。
这是草原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变革，也将给草原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 

人们一般把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视作丝绸之路的开始，但早在张骞之前，东西方就存在着远途贸易。
匈奴、柔然虽然也是赫赫有名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但它们也只是控制了大草原带的东部而已。只有在突厥汗国崛起后，大草原带第一次被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打通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草原贸易才成了现实。 

史书上把东突厥的灭亡归结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但仔细分析唐朝出兵攻打东突厥的过程，会发现平定东突厥轻而易举。
迅速打败东突厥的不是唐朝军队，而是老天，即不期而至的糟糕气候。
这并不是一次局限在蒙古草原上的灾害，而是整个北半球的大灾害，唐朝也同样受到了影响。贞观元年（627年），黄河流域气候突然变冷，连续三年遭遇严重的霜灾。627年前后的北半球持续数年的大面积气候变冷现象，与大规模火山喷发后的降温非常相似。
在大灾之中，当时东突厥的一些下属部落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颉利可汗的统治。 

面对草原、西域这些与华夏不同的区域，唐朝实际上只是把华夏的治理方式在区域最上层的管理者中进行了小范围的推广。至于区域的底层部落如何管理，还是由当地管理者自行决定。这是一种很明智、很现实的治理策略。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唐朝的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扩张到北方草原和西域的荒漠、山地，于是唐朝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影响了更广阔的区域。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边远部落受到了唐朝的“培训”，他们对于华夏王朝的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许多百姓为躲避战火，四处奔逃，许多人逃到了契丹境内。耶律阿保机收拢这些从农耕区逃来的人口，加上契丹掠夺而来的民众，在长城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建造了许多城郭，让他们在城郭内从事手工业，在城郭外开垦农田，生产粮食。这些城郭就是所谓的“头下军州”。
草原需要华夏的手工制品和粮食，但是在唐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下，正规的贸易难以进行，契丹也很难通过武力要求一个经济富庶的华夏政权进贡。在这种情况下，把华夏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掠夺到塞外，在自己控制的疆土内生产所需的手工制品和粮食，就不失为明智的策略。
头下军州并不是把汉族人集中在草原上服劳役的场所，它们是充满活力的贸易据点和制造业据点。城池外面则是粮食生产基地，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食物不足的问题。
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契丹“新农村建设”，开辟了一条中华文明区域融合的新道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金朝灭掉契丹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分契丹力量向西迁移，收编了契丹留在西北部重镇可敦城的两万骑兵部队，于1124年建立西辽，或称喀喇契丹。
由于西辽盘踞在中亚一带，阻隔了亚洲东部与西方交流，西辽还继承了契丹时期吸收的许多华夏制度，甚至自认为是古代中国的正统王朝的延续，因此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国家误认为当时的中国都处于喀喇契丹的统治之下，以为这个喀喇契丹就是中国。
于是，契丹的西方语言拼写名称——Cathay，成为一部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称呼。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 

在北宋灭亡这一事件中，北宋并没有意识到金朝的东路军和西路军其实属于不同的部落集团，满足了一个集团的勒索，并不代表安抚了整个金朝。 

华夏文明史上，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到了西晋灭亡的那段时期，很多世家大族比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迫不得已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而“衣冠南渡”，带着他们的家属、奴仆、财物，也带着他们的文化、技术、思想，迁徙到长江流域。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战乱与地方割据经年不断，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南迁大潮启动了，这次南迁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经过这次人口南迁，中国古代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黄河流域不再是独领风骚的“文明高地”和人口大区，长江流域开始取代前者，在古代经济中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
南朝各个政权对于江南的大开发，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这是它们能够长期顶住北魏等北朝政权攻势的经济基础。
这种结构的改变，给单一华夏政权带来了从容，也带来了烦恼。华夏政权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换通南北的大运河连接两地。
囊括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物产、人口后，华夏政权在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与草原政权抗衡的时候，也就有了更强的物质后盾。 

在陆地上，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但是宋朝的西北方向有西夏，北方草原上有契丹，都不是善邻。
在陆上贸易受到干扰甚至阻碍的情况下，宋朝为了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抵御强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宽广的大海，投向了海上丝绸之路。
从唐朝的角度讲，安史之乱前，强盛的唐朝曾经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虽然其更大的目的是争霸亚洲，压制北方的突厥和西南方的吐蕃，维护自己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的政治地位，但客观上也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迅速萎缩到农耕文明圈内，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也正是在唐朝后期，南方地区逐渐得到开发，长江流域后来居上，从经济上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逆袭。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水路，在风力和洋流的配合下，运载能力比陆路强大很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加上南方地区生产能力提升，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在利润方面完胜陆上丝绸之路，因此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的商贸价值下降，趋于衰落，南方临江靠海的扬州等城市则蒸蒸日上。 南宋被金朝打到了淮河以南，偏安于杭州后，更加依赖海外贸易的收入。
江南万顷良田、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华夏这千年持续奋斗的累累果实，不仅让唐宋这些以华夏为主体的政权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还给后来者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贸易基础。 

不过抛开战争引发的悲剧不谈，蒙古帝国的扩张影响了全世界，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蒙古帝国的扩张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标志就是忽必烈建立的疆域广阔的元朝。 

从经济上讲，元朝把整个华夏囊括其中，特别是拥有了生产力发达的江南后，它终于补上了草原帝国的最大短板，一个融合了广阔大地、众多文明的王朝从幻想变成了现实。
忽必烈把混合政权的规模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个政权不仅包括了全部的华夏和大片的草原，还囊括了女真人起家的东北丛林，以及宗教氛围浓厚的青藏高原。
元朝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疆域规模，也必然会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权治理挑战。 

元朝是个商业发达的朝代，按说货币需求量更大，应该更“差钱”，其实不然。
一方面，元朝疆土远胜于曾经的华夏王朝，元朝和其他蒙古系的政权有着很广泛的交流，所以可以获得很多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就是从元朝开始成为中华文明圈中的主力货币之一的。
另一方面，元朝借助于盐引、纸钞等金融手段，解决了大额货币不足的难题，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 

回顾元朝时，并不能简单地用“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来武断地评价它。它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深层次融合有着重要的贡献。
元朝用军事力量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一统天下。
元朝用行省等形式，尽力推动行政上的统一，从整体上进行有效管理。
元朝在经济上也是从“全国一盘棋”考虑的，而不是像过去的混合政权那样，简单地采用“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元朝创造性地利用了盐引制度，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帝国”。
元朝乃至更为广阔的蒙古各大汗国境内，力推宗教信仰自由、文化自由发展，形成了跨越宗教、文化、族群的“天下一家”的观念。 

元青花的兴起是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种崭新的色彩装饰——钴蓝，出现在精美的瓷面上。于是宋代及宋代以前“类玉”的青瓷崇尚被改变了。
青金石是制作钴蓝颜料的矿物，主要产地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区。青金石在亚洲西部的地位，类似于玉石在中华文明圈的地位。
中华文明圈的精美白瓷遭遇了亚洲西部的钴蓝颜料和审美趣味，古代瓷器市场被天青色全面浸染。那片天青色等来的，是元朝所缔造的气吞全球的统一商业圈，从此那一抹幽蓝摄魂夺魄，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了元朝的大融合时代，草原与华夏之间变得更密切，尤其体现在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草原对于华夏物产的需求更多了。
要获得财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
视野放开，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期，整个亚洲内陆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大量的商业城镇开始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变得繁荣。 

在全球已经进入军事全球化和白银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明朝本质上却是一个虚弱的、封闭的大帝国。在它面对来自内部的叛乱时，还勉强可以靠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维持社稷安全。
往深处说，由于周边国家迫切需要华夏庞大的生产能力制造的产品，明朝不主动地实现贸易和经济上的对外融合，就不得不面对周边强烈的政治融合的挑战，表现为不论海疆还是陆疆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闭关锁国当然有自己的合理成分，“我不会玩，我不和你们玩不行吗？”
可问题是，明朝财政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底层的农民身上，他们又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收入，于是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生死线附近。
白银全球化浪潮本来是明朝走向富强的机遇，却被明朝白白浪费了。 

“中国”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出现的一句“宅兹中国”。
《尼布楚条约》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根据近代国际法的思想和原则签订的，谈判双方是平等的两国关系，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的北部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国境线！
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当时整个国家的国号是“大清”，但条约明确以“中国”这一词汇代指国家。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促使美洲作物向全世界传播，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抗旱的品种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
从17世纪后叶开始，中国社会逐渐从季节性的饥荒中摆脱了出来，在传统农作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国农民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
美洲农作物在北方地区的广泛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导致的北方粮食短缺局面。
清朝时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过去各王朝极限的1亿多人口，增加到康乾盛世的3亿人口，进而增加到清朝末年的4亿人口。 

在清朝迈向“天下一家”的文明高度之时，草的世界相对地被挤压了。除了农耕区的北移之外，还有一种输入的物品让草原帝国无可奈何地从马背上跌落，这就是火枪。
草原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草的世界就只能接受被改造和被融合的命运。 

康乾盛世时期，是一段白银涌入的美好岁月。
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继武力统合了不同文明区域后，清朝能够以充沛的白银作为财政基础，实现了全国经济“一盘棋”。
世界经济的巨变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当时世界列强已经先后进入金本位的时代，也就是以黄金作为货币基础，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引领着世界金本位的潮流。
积贫积弱的清朝迎面撞上了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列强，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对外作战的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但是从列强的角度讲，其实并不想换掉清朝政府，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做生意赚钱，而一个能够管理东方这片土地的清朝政府还是很有价值的。
真正要了清朝性命的是来自西方的思潮——民族国家的理念。在现实面前，清朝越来越把自己看成世界万国中的一员。
推翻清朝的革命者发现，要想维持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就不能完全照搬民族国家的概念，单纯地打造一个汉族人的国家，那只会让国家走向四分五裂。
清朝被推翻了，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崩解，剪不断、理还乱达数千年之久的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终于化作人们心中共同的国家与民族认知。当古老的中国站在现代世界的大门口时，草与禾已天下一家，携手迈向天下大同。 

中国南方大山里的苗族女性以佩戴大量银饰而闻名。在18世纪，木材商人的脚步遍布全国，木材离开了苗族人的大山，美洲白银则留在了苗族村寨里。
苗族村寨还处于较为自给自足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他们知道白银是好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却较少使用白银。
于是，他们把白银当成了权力、礼仪、艺术的材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或艺术品，而不是货币来使用。 

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融合之路步步递进，也反反复复。推动文明融合的幕后力量，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方，而是十分复杂的。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对历史的偶然性的一种描述。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融合为大一统，时机成熟的时候总会发生的，大一统的确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