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规格

【 书 名 】商君书

【 作 者 】商鞅

笔记

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
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 

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 

国家用慎重的态度去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轻妄的态度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能丧失百倍的利益。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
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
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
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
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不能填饱胃肠，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
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打算。
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 

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 

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 

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
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 

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 

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向它进攻，不必犹豫。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
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
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 

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
四代以来，大小战争，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及其它损失是数不过来的。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秦国的担心的是发兵去讨伐敌国就会贫穷，安定下来务农敌人就得到休息。
现在大王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十年不收赋税。
用秦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这就是富国强兵两方面都能成就的功效。 

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讲求仁慈的人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仁慈；讲求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却不能使别人相爱。因此，懂得仁慈、道义的人不足以治理天下。
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
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字其位；君主随机应变，才能万事成功。所以国君以机变之能为贵，国家以稳定为贵。 

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们相互监督，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证的根据。 

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却一定要运用正确的统治方法。 

任用贤人，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 

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一般都不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
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
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教他们懂得法令。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