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这句话说的有失偏颇，但是不无道理。唐朝初期的历史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胜利而变得面目全非。
李渊出身豪门，从留守晋阳，到起义兵反隋，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统一天下。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深谋远虑，知人善任，无不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无愧于开国之君。
李建成的能力、资质并不在李世民之下，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功勋也不亚于李世民。
通过还原史实，能发现被胜利者湮没的历史。 

在处理日常问题乃至国家大事之时，双方都不得罪往往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结果往往是两方都得罪，而且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激化了矛盾。 

政治本来就是一场搏上性命的竞赛。
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中，获取功名的关键就在于能揣摩出统治者的想法，沿着统治者的想法顺势而上，这就是所谓的识时务者。
了解统治者想法，却故意阻止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认了死理的循吏，另一种则是自恃能主导帝王的权臣。权臣的过于自信往往成为他们悲剧的起因。 

晚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古往今来的名将分为“大将”、“儒将”、“才将”和“战将”四类。这一分类中的“儒”、“才”和“战”，都是将诸多美德中的一项作为形容某一类型将领的代称，唯有“大将”这一分类，涵盖全局，总括方针，凸显出其地位的崇高。 

在中国古代史上，改革往往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因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占据着思想统治的地位，而儒家思想是反对变革的，即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另一方面是因为改革肯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与既得利益者的一场博弈。
改革是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

• 改革会遭遇到重重阻力，是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场博弈。

• 改革同时也是改革者与自己内心贪欲的一场博弈。 
  
  
  

《新唐书》将以“敢言”著称却无法身体力行解决问题的行为，称为“盗儒”。 

唐朝文风经历变化凡三次。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高祖与太宗当政时期，其时之文学作品承南朝之余弊，为文注重词句与文采修辞。
第二次变化发生在玄宗时期，玄宗本人颇喜阅读经文，这一时期的文坛抛弃了对于雕饰浮华文句的刻意追求，崇尚为文的典雅和情旨意趣。
第三次变化则发生在大历、贞元年间，这时文章的创作追求大道真谛，提出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口号，主张以充实的内容来进行文学创作。即韩愈等一批文人所领导的“古文运动”。 

中国古代医学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模式迥异于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经济，注重实践出真知，追求的并非形而上学的理论。亦可将中国科学发展的模式概言之为“经验科学”。 

慧能，世称禅宗六祖。开创了中国佛教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南宗。由慧能之徒根据其生平语录整理而成的《六祖坛经》更成为中国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僧人专著。
南宗的“顿悟”，相比北宗的“渐悟”，在注重心性觉悟的同时，摈弃了传统佛教对读经坐禅和出家的执着，强调不需累世修行和繁琐的仪式，在平常的生活中便能求得当下的“自在解脱”，这无疑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同时也调和了儒家“入世”观与传统佛教中“出世”思想的矛盾，在士大夫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经安史之乱和武宗灭佛的打击，曾经受到朝廷尊崇的佛教宗派都走向衰微，而始终坚持依山傍林、自给自足的禅宗，在漫长的历史中却久传不绝，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