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懿到司马昭，司马氏进入了这样一种怪圈：他们在加强自己权力、巩固自己地位的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然而这些胜利逼迫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斗争，赢得新的胜利，否则，他们所取得的胜利都将前功尽弃。
司马氏在政治上，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军事上，控制着国家武装；而在道义上，司马氏毕竟是臣子，臣子时时威胁着君主的安全，便违反了“忠”的道德准则，这是司马氏的天然缺陷。唯一的办法就是代替曹魏皇帝，成为天下君主。
司马昭有很多地方与曹操很像。但是，曹操除了把聪明才智用到了与司马昭相同的权术谋略方面，还用到了政治、军事、文学等领域的思想建树方面。这使他只能成为政客和野心家，而不能成为超世的英雄。 

司马氏代替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过程中，血缘宗亲一直是强有力的支持力量。司马炎称帝后，认为曹魏亡在“强干弱枝”，宗室受控过严、皇权孤立无援，这种认识更加强了他对血缘宗亲的依靠。
编纂《晋书》的史家对于分封制在实质上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分封制的存在对于巩固王权不至于流入他姓之手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甚至认为分封制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将“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八王的处事方式和性格弱点。在史家看来，但凡有一位诸侯能够恪尽职守，鼎力维护皇权，西晋绝不会迅速走向灭亡。
唐代的官方史家对于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将重点放在个人作为之上，推崇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持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初年及前代史家的治史思想。 

建立西晋政权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的行为却严重违背儒家“忠”的传统道德，所以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倡“忠”。 

西晋朝廷的两个政策，历来为史家们所诟病。一个是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另一个是选官用人，寒门无寸进之路。 

陶潜在《晋书》、《宋书》都有传，而且都被列在《隐逸列传》中，可见南朝沈约、唐朝房玄龄等人都认为陶潜是个隐士。
但究竟何为隐士，两书却存在很大差异。
《宋书》认为，贤人之隐将自己的一切隐蔽起来，是一种“道隐”；荷蓧之隐是通过隐居之举得到世人的品评，是一种“身隐”。陶潜的隐居属于后者。 

既然自愿投入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嵇康与陶潜，都对新朝代旧朝非常看不惯，然而所采取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嵇康视即将建立的新朝如仇敌，陶潜视新建立的刘宋朝若无有。
明明宋已代晋，却要在精神上“不知有宋”，这种精神胜利法对陶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 有效地保障了自己的生存。

• 为自己创造了自由的天地。心为形役，由于生活的无拘无束，也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自由。可以“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可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 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

陶潜在舍与得之间做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种体现了勇气、明智、智慧的选择。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所展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纷争不断，人们对生命、自然最为敏感。
魏晋人的书法不同于后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兰亭集序》其实只是他文章的草稿，上面多有涂抹修改的痕迹，初不措意，却自有生趣。
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并未吝啬，自抬身价。他可以拿自己写的一篇《道德经》去换回一笼喜欢的鹅，在扇面上题写字句也是因兴之所至。他是一个自然的人，因而他的书法也是一种自然的艺术。 

魏晋人发现了人之为人的美，所以他们的人物画蔚为大观，展现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特色。
此前的人物画，都是正人伦、风教化的宣传工具，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作用，忠臣孝子、贞节烈妇等是绘画的主题，画家和提倡者并不真正重视人物本真的精神气质。 

葛洪对于道教的改造主要在于，一是建立了道教理论。二是他初步建立了神仙体系，开创了道教史上的金丹教派。
葛洪自幼就具备儒家和道家双重基因。甚至，儒家的“为仁、行善”也成了修炼成仙的基本方法。看似“纠结”的人生道路，成就了他“儒道兼综”的思想，并最终助力他完成了道教理论化的使命。
在魏晋士人中，我们见惯了不与乱世政治合作的阮籍、嵇康之流，而像葛洪般一面修道又不忘忠孝之义者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