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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四史鉴赏辞典  序

【 作 者 】顾晓鸣

【 ISBN 】978-7-532648924

【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笔记

二十四史一旦编出来，就存在在那儿，烧不了，禁不了，忘不了，避不了，只要你我是中国人，活在中国这块地方，讲过中国话，学过中国字，就会随时随地碰到，心思性情中全是其身影，一举一动满是其架势，用词造句皆是其腔调：二十四史并不在你我身外，倒不如说，你我全是二十四史的儿女。你我的思绪、智慧、知识、本事，乃至整个一生，都是其所努力记叙的故土过往之顺理成章的续篇。 

一切历史书写者的根本天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史母题，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形成，结晶，固化，成为民族的基因，在你我可见的年月，冥冥之中始终支配和导引这往下历史的走向。圣经、佛经和古兰经的文化密码如是，而对没有那种意义上的国教的中国来说，二十四史就蕴藏着这样的密码。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历史的演变，归根到底只是无穷个人的生命之衍生！
在当下这样一个互联网、克隆再造和人工智能崛起发展的历史阶段，固有一死的个体何以生、如何死，成为横亘在大众和文理学者眼前的终极问题。
纪传体的中国历史写法，正是通过各个不同的有生会死的个体，作为历史叙事的本体，来体现中国历史书写形态和人类学意义。
如今整个人类世界，天人合一有了全新的实践性和学理性，世界之“理”与一个人的“命”和“性”互为表里，宇宙和社会的客观世界之新揭示，有赖于小小个人特殊的头脑和性命，“致良知”；同时，人类创造和创新呈现双向，即在向未来伸展的同时，也向着过去伸展。
看看这些年层出不穷的考古成果和读解古物的前沿科技，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全方位的“创旧”。 

中国古人用包含在今天简化字“历”中的同根字，来指称时间之“历”和人事之“历”，绝非巧合。 

二十四史的母题也就在于：夹在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暗黑历史处境和隐于个人而蠢动的追名逐利的人性之中，人如何成“人”而宏“道”，为他人和家园做出贡献，彰显于世，彪炳千古。
二十四史以事实之雄辩告诉人们：无视老百姓个人的生命福祉和其“人有智能”，就不可能有国家成功的天长地久！ 

历史学独立形成于世界三大地区，即希腊、犹太和中国。——希腊史专家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y） 

世界出现过的史学，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为最大遗产……中西史学之外，世界上出现的史学，自然尚有，如阿拉伯史学即为其一，然皆难与中西史学分庭抗礼。——杜维运 

中华以外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中，都不曾出现过类似二十四史这样一套历时千年延续不断、由群体创作而成的历史著作。 

无论是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或是历朝历代史官的编修，他们都怀着修撰经书般的虔诚，延续着中国的历史。
这不仅仅是记载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二十四史皆经。 

中国史学演进：

• 传说在帝颛顼的时代，“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国历史记载的开端，可能缘于地理和天文的记录，《史记》的八书中就有《天官》和《河渠》。
  
  

• 夏商之际，太史，职责在于监测天象、考察人事。对天地的景仰，对人事的敬意，中国的历史学始终是严肃而庄重的。
  
  

• 东周时期，“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孔子作《春秋》，“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汉书·艺文志》）。
  从天官到人道，从记录到编纂，从述往事到思来者，孔子将历史视为承袭历法与礼制的载体，怀有敬畏之心，赋予历史以新的精神价值。 
  
  

• “（司马）迁自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史记索隐·序》），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以人为本，以阐释历史为目的的著作，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意义非凡，让历史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基因。 
  
  

• 汉代以降，许多史家在继承《春秋》精神的同时，也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例，形成了所谓的“正史”。“《正史》之名，见于《隋志》”，《隋书·经籍志》里列举了多达六十七部的纪传体史书及其注本。 
  
  

• 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止明朝崇祯十七年，共计三千余卷，约合四千余万字，所述历史超过四千年的“二十四史”成型。 
  
  
  

当正史和正统走在一起，史书不再只是历史的记录，而是成为王朝的意志，成为官方的宣告，成为官修的教材。如此举全国学者群体之力组织编纂史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史记》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构建了历史的宏观视野和精致的记录体系，将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创作出包括人物传记、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两千年前设计的框架，两千年后仍然适用，与其说中国制度与文化沿革有序，更要看到当初的顶层设计卓有远见。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直笔”与“求真”，在对待历史真实的态度上殊途同归。不同的是，希腊的史学家更看重记录的原汁原味，中国的史学家致力编纂而非单纯的记录，故而注重文采。 

历史被赋予了记录和借鉴的双重功能，就是司马迁所谓“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这方面来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相通的。 

历史，是将死去的人和事，讲给活着的以及未来的人听的。 

二十四史承担了“述”和“思”的历史责任，传递着民族文化的经验与思考。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六经皆史也。”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原本都是夏、商、周三代关于政教典章的历史记录。 

虽然没有圣明，但作者的虔诚让其庄严；虽然没有膜拜，但群体的认同让其生辉；虽然没有显灵，但历史的编纂奇迹般地延续了两千年。
这里有中国人的故事；这里有中国人的信念；这里有中国人的智慧；这里有中国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