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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 作 者 】[英]杰里·布罗顿

【 ISBN 】978-7-213-07331-1

【 出版社 】后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 第一版

笔记

除了对世界起源进行象征性神话描述外，这块泥板上的地图也表达了对现实中地球的抽象理解。以神明般的视角审视世间万物。

即便在当今世界，最热衷旅行的人也只能涉足地球表面5.1亿多平方公里中的一部分。在古代世界，就连短途旅行都是罕见而又困难重重的活动，且上路的人常常是勉为其难，万分恐惧。看到全世界的大小被重新呈现在一块仅有12厘米长、8厘米宽的泥板上，一定令人充满敬畏，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通过对空间信息的处理，理解我们自身与广大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将这样的活动称为“认知绘图”，人们借助这种心理机制获取各自的空间环境信息，加以整理，以便回忆，在此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在空间上与广袤、可怕、未知的外部世界区分开。

这类绘图法并非是人类专属的。动物也有这样的绘图程序，例如狗或狼通过气味标记领地，还有蜜蜂通过“舞蹈”传达花蜜相对于蜂巢的位置。

但只有人类完成了一项重大飞跃，从绘图上升到了绘制地图。将转瞬即逝的空间信息转化为持久的、可再现的形式。

在太空摄影技术出现之前，制图者虽然也可以找到自然或人造地标，以倾斜角度俯视一小片区域，但主要借助两种资源绘制世界地图：一是头顶的天空，二是各自的想象力。

对巫师、学者、统治者、宗教领袖们而言，世界地图为它们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赋予了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

地图既是一件物品，也是一份图像档案，兼具文字与图像。地图借助艺术手法，以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对不可知的对象（即世界）进行再现；但它也遵循科学法则，根据一系列几何学的线条和形状将地球抽象化。

地图的终极目标与空间息息相关。它让人们从空间上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件；然而，当我们将不同时期的地图一一排列，会发现地图也与时间密不可分，它让读者观察这些事件如何各自依序展开。

我们看地图时，当然会注意上面的图像，但我们也可以像在读一系列迥异的故事一样阅读地图。

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地图都将其所在的文化放在中心。即便是如今的线上地图，多少也是受到用户渴望首先在数字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位置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总是先输入自己的住家地址，然后放大画面看自己的家在哪里。这种让自己安心的举动是永久存在的，它有助于人们在一个对我们极其冷漠无视的宽广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视角将个人放在了中心，它也同时将个人晋升到了神的高度，以神明的视角一览整个世界，冷静超然地脱离这个世界，凝视困足于地面的凡人们只能想象的景象。

难以察觉的美妙之处，是让观看的人相信这个视角是真实的，忘记他们依然困守大地，忘记他们其实只是在看一幅地图，哪怕只有片刻。而这也是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观看的人同时既 在其中，又在其外。

地图让观看的人找到了“我在哪里？”这一永恒的存在论问题的答案，那是因为它通过一种神奇的分裂，让观看的人同时身处两个地点。

高斯证明，曲面的球体和平面是不等量的：换言之，永远不可能用固定的比例尺将地球绘制到平面的地图上，除非扭曲形状或角度。尽管高斯一锤定音，但人们搜寻“更好”、更精确的投影法的努力却更加势不可挡（就连高斯本人后来也提出了自己的投影法）。

本书从世界史上的不同文化和时刻中选取了12幅地图，并仔细研究它们的创作过程，探讨它们如何解决制作者面对的各种问题，从感知和抽象化到比例尺、视角、方位和投影法。这些问题是永恒的，但不同文化中的制图者却会给出他们特有的回答，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回应方式除了受地理、技术和数学方面的考虑影响，还有同样多的个人、情感、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每一幅地图或是表现了人们对他们所处世界的态度，或是将全球历史中某些特定时刻的特定世界观具体化，常常是两者皆然。

制图者就地图展现的形式和内容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他们为世界创造了新面貌，不仅向观众解释世界的样貌，也在说明世界存在的理由，向人们展现他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每幅地图都包含着某个特别的观念或议题，呈现了同时代人对世界的理解，从科学、政治、宗教和帝国到民族主义、贸易和全球化。

从雅典到印度，从公元前330年到前30年，这个不断变化的希腊化世界的中心，正是亚历山大港。

就像大多处在民族、帝国、贸易十字路口的伟大城市一样，亚历山大港成了学术交流的中心。

托勒密家族在其诸皇室宫殿正中央建造了一座“缪斯神庙”，原是供奉9位缪斯女神的圣殿，但后来被改为朝拜学识和学术缪斯的场所，这也成了早期博物馆的雏形。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代世界对知识进行系统收集、分类和编目的一次最早尝试。

和柏拉图这样的希腊前辈一样，托勒密也认为地球是圆的，并且利用这个网格来解决将球形的地球投影到平面上的难题。他认为，绘制方形地图需要用经纬网格“才能模拟地球，因此在平面上用网格画出的间隔，也必须尽可能与真实的间隔比例相称”。这些论述让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似乎成了现代制图术的先驱。

中国天文学很早就开始使用浑天仪（将天展现为球状），留存下来的计算结果也假定圆形地球乃是宇宙的再现，这些计算都是依据详细观察进行的。

唐朝诗人曹松在《观华夷图》中这样描述：落笔胜缩地，展图当晏宁。中华属贵分，远裔占何星。看到地处中央的统一的中国王朝之后引发了安宁的情感。

南宋诗人陆游在十二世纪末期的诗歌中悲叹道：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舆图泪自倾。地图成了失落与悲痛的感情符号，或许也是“行动的样板”、收复失地的号召。

图书馆收购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的情形，在文化产业中并不少见。强权与帝国之间进行的历史文物交流，总是伴随着宏观层面上的外交、政治、经济利益的发展和解决。

我们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是在拥抱新陆地的“发现”，但它们的创作者其实是在试图将新信息融入托勒密和斯特拉波等作家既有的古代世界模型之中：经验报告总是与学术权威有别，而制图师们很难放弃经典文献，除非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

借用马克思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地理学，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当个人勇于坚持自我时，他们往往会受到来自教会、国家、家庭等势力的攻击和约束；当他们寻找到新的、不同的方式构想他们的个人和社会存在时，这些势力常常会不遗余力地禁止这些另类方式。

如果说十六世纪是追求自我的伟大时代，它同时也是欧洲宗教冲突和压迫最激烈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教会和国家共同限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以追求自身的宗教、政治和帝国目标。

谷歌地球的电子数据容量相当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6个月的全部节目产量，线上用户只要输入他们的坐标，并快速向地球推进，就可以在几秒钟内检索到任何一个字节的资料。图像以每秒高达50帧的速率刷新，谷歌地球的技术能够制造出令所有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画质，提供清晰、无闪烁的飞行模拟图像，这一点确保了谷歌地图在线上制图界中的主导地位。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谷歌地球不仅为此类应用设立了标准，还引发了对地图的地位和制图术的未来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现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好像都可能被所有人在线上看见，并绘制成地图，摆脱了制图师不可避免的主观倾向和偏见。

1970年，美国地理学家沃尔多·托布勒提出了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一切事物都是与其他一切事物相关联的，而邻近的事物要比遥远的事物关联性大”。

自托勒密以降，地理学就一直是自我中心式的。使用者一开始先在地图上寻找自己或自己的社群，但随后就渐渐对边缘的“遥远事物”失去兴趣。

我们正站在一种全新的地理学的边缘，而这种地理学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冒着被一种单一使命驱使的风险：通过垄断可量化的信息积累财务利润。

从来不曾存在精确的世界地图这种东西，将来也不会有。

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