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上科研评价看重的往往是论文和著作的数量、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等可以量化的指标，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并没有被纳入到考核体系中，而随着科研与科普结合的趋势不断加强，在科研评价中将科学传播作为一个指标纳入进来存在着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文献等方式分析在科研评价中纳入科学传播的相关问题，包括科研评价的现状，科学传播工作作为科研工作的有益补充和延展，在科研评价中纳入科学传播指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最后，提出了如何促进科研与科学传播的有机结合，并推动科学传播作为科研评价指标之一的措施。

关键词：科研评价;科普;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G30

Study on Relevant Issues of Including ScienceCommunication into Research Evaluation

Abstract: Traditionally research evaluation attachesmuch more attention on the quantifiable index, such as the number of papers andbooks, the research funds and projects; however, the communication work carriedout by researcher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heincreasing trend of combining science research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reis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ak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 as an index inresearch evaluation.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zethe relevant issu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research evaluation, includingthe status,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the extension of science research, the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clud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researchevaluation, and so 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d how to combing scienceresearch with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promote thescience communication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evaluation.

Key words: Research evaluation, Sciencepopulariz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科研评价中科学传播缺位的问题

科研评价是是通过对体现科研绩效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判断，以进行科学决策、实现有效管理、达到科研目标的一个管理过程。¹在科研评价过程中，不论是评价者还是被评价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在SCI,EI,CSSCI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的论文的数量、撰写的著作的数量、申请到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等可以量化的指标上。这种以唯SCI至上为代表的做法不仅使得科学研究出现功利化的倾向，而且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重数量轻质量¹、成果多止于论文²、以及更多地关注形式化的可以量化的指标,忽略学术精神、科学态度、学术品格的养成³,甚至是学术造假⁴等。

同时，为了给科研评价提供一些参考标准，相关机构也提出了自洽的核心期刊目录，比如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核心期刊目录（彼此有交叉，但也有不同），甚至某些高校会在这些核心期刊和重点会议中遴选一些有分量的杂志和会议，在其他期刊或者会议中发表的论文则不被计入考核的范畴。抛开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不谈，随着科研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加关注论文本身的引用率而非整个期刊的引用率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因为有研究表明并非在高被引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都具有高的引用率,反之亦然⁵。

纵观一系列科研评价的实践，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传播都没有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6，7，同时在一系列核心期刊目录中除两本英文期刊外(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也没有隶属于科学传播领域的期刊，这当然与科学传播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相关，但同时也暴露出科研评价中的一些问题。

发表科研论文不应该成为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的终点，而应该是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的起点，公众很少阅读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而是通过媒体对科研论文的解读来了解最新的科研成果，这也印证了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同时随着科学媒体化⁸的不断加强，将科研论文转换为新闻报道不仅是科研人员承担科学传播工作的一种表现，同时这也给科研论文的引用率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以1978-1979年的论文为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增加72%。⁹但是媒体科学化给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带来的机遇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科学传播也并没有被当作科研人员的一份责任¹⁰，“中国二三流科学家才做科普¹¹”。

因而有必要对科研评价中纳入科学传播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但是首先我们应该从科学研究专业化和科学家职业化的发展脉络中来探讨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的关系，以期发掘科学传播工作本是科学家的“分内事”。

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问题

科学传播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实践，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¹²而科学传播的学术作为传播学与科技研究（一门结合了科技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其诞生则要晚得多，只有30年左右。其诞生以康乃尔大学1978年创办《知识》学刊（1994年更名为《科学传播》学刊）为标志、甚至更晚，以1992年创办的《公众理解科学》杂志为标志。但是纵观近代以来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经历了结合—分离—再结合的过程。

在科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专业，科学家也并未成为正式职业之前，科学家往往凭借个人的爱好开展科学研究，并且向公众积极地普及和扩散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19世纪，科学普及总体上是科学家和专业传播者的“分内事”。¹³如1687年牛顿出版了著名的《自然哲学支数学原理》（简称《原理》），众多科学家对此进行了普及性的工作。再比如创造了“达尔文主义”一词的赫胥黎自诩为“达尔文的斗犬”等。同时一些学会（learned society）也积极地开展相关的科学传播工作，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阶段，美国著名的科学协会—美国科促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Science）—的前身的所有成员不仅是杰出的研究人员，而且还是在当时的科普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或者多篇科普文章的作者。¹⁴由汉弗莱代·戴维（Humphry Davy）在皇家学院设立并经由法拉第发展起来的公开演讲活动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瞥见早期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状况。

但是，科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家的职业化开始使得科学传播渐渐地从科学家的日常研究工作中剥离出来。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惠威尔（WillamWhewell）创造了“科学家”（scientist）一词¹⁵，科学家有了固定的指代含义；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第一个科学家在其中从事“研究”而非追求个人兴趣的科学实验室建立起来，进一步促进了科学与公众（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的分离。¹⁶专业科学新闻记者的出现进一步承接了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工作，同时科研部门以及相关的学会渐渐地将科研评价的目光聚焦在了科研成果上，而非科学传播工作方面，科学家需要疲于奔命地赶上本行业的发展, 无暇顾及科学的普及¹⁷;虽然科学传播被认为是介于科学和传播之间的跨学科领域，但是似乎这二者都不买科学传播的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奥杜兹(Jean Audouze)也曾说过他是在退休后才进入到科学传播领域的。¹⁸“随着科学家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培养方案和自己的奖励制度，向“外人”（others）进行传播就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了。更糟糕的是，主要的科学协会开始对冒险开展传播的科学家进行惩罚，这些惩罚主要是通过排斥违反规定的科学家个体甚至是拒绝给予他们一定奖励的方式，比如成为某个受人尊敬的学会的会员。”¹⁴所有这些都表明科学传播已经脱离开了传统的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把全部精力投放在了科学研究方面，而又科学新闻记者充当起了科学传播的“二传手”¹⁹，尽管作为科学诠释者的科学新闻记者和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文化碰撞”。

如今科技发展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公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越来越社会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公众, 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取得广大公众的认同和支持, 与公众携手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现代科学事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²⁰，因而科学家需要就自己的研究项目进行科学传播工作。另外一方面，科研经费主要来自于纳税人，因而纳税人有权知晓相关的科研情况，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为了获得科研经费开展研究工作，他们也需要向公众解释科学，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因而在经历了结合—分离之后，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再次出现融合的趋势，科学家群体和科学共同体也越来越重视科学传播工作，一些机构还出台了相关的措施来鼓励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工作。

将科学传播纳入科研评价的国内外实践

虽然科学传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科学传播在总体上还没有被纳入到科研评价体系之中，因而有必要对科技先行国家及我国的相关实践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探究将科学传播纳入科研评价的相关问题。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科普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该报告要求“全体科学家都必须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向外行公众传播科学的严肃责任。”因为“纳税人通过公共财政对科学训练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科学家要对纳税人负责，要接受纳税人的问效。”并发出提醒“如果科学家不向纳税人解说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那么纳税人对科学的支持水平势必会下降。”所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一位科学家职业责任的一部分。”²¹为此，国家层面的科学传播工作由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BIS）进行整体规划，并逐渐明确和丰富了政府的责任，英国研究理事会²²等机构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加强科学传播工作;同时英国还设立了“灯塔”（Beacon）计划以支持一系列高校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并加以考核。²³

成立于1848年的美国科促会（AAAS）在科学传播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承诺”，同时该协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委员会（公众理解科技委员会，简称COPUS）来监管和促进全国的科学传播活动。¹³此外，为了在科学研究中纳入科学传播并且对此进行考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有“非正规科学教育项目”，项目经费约占NSF总经费的1.1％，并且NSF会对课题申请提出“价值评估”，涉及项目对正规科学教育和非正规科学教育的价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要求所有获得资助的项目，提取0.5%～1％从事面向公众科普的“社会服务和教育”活动，²⁴等。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2000 年,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 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²⁵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也明确指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开展科普活动，鼓励其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普宣传；”，²⁶同时，2006年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也要求，“鼓励科技专家主动参与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促进科学前沿知识的传播”。²⁷虽然我国在法律和规章方面有上述有章可循的规定和条文，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得以落实，而对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传播的规定也是从增强责任感和提高意识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并非作为科研人员的明确任务和责任，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参考指标。近年来随着国内公众参与科学决策意识的不断增强，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同时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推进和落实，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科研项目中纳入科普任务的试点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97年7 月成立了科普办公室、设立了科普经费并资助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科普活动。从2001 年开始，设立科普专项项目。²²此外每年都举办的全国科技周和全国科普日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科研人员纳入到了科学传播之中。

综上所述，各国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培育科学文化，同时又有助于强化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但是在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呼声日益增强情况下，如何更好地鼓励科研人员把科学传播当成自己的一种责任需要从一系列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对科学传播进行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讨论

虽然在将科学传播作为科研人员的一种责任方面存在着共识，同时也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科学传播工作并没有纳入到科研评价体系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人员开展科学传播工作。

科研与科普被形容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²⁹二者能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但是由于科学传播还没有被纳入到科研评价体系当中，科研人员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有些名不正言不顺，³⁰科学传播在这种情境下也难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视。随着科学传播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对科研人员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进行考核并作为最终学术评价的一个指标具有其必要性。

此外，由于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科研人员开展科学传播进行规定和约束，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要在工作、生活、进修、奖励、职称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倾斜……。”³¹以及国外也有可参考的做法，比如美国大学教授年度考评的七项内容中就包括：服务性工作, 包括对本系、学院、学校的服务工作, 对专业学会的贡献, 对专业期刊的贡献, 参与国内外重大基金的评审。³²相关科研人员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将科学传播纳入到学术评价体系之中，再加上相关高校已经开始了科学传播专业的试点工作³³、中科院于2012年成立科学传播局、中国科协聘任了首批科学传播专家、众多科学家和科研人员通过科学网博客等新媒体渠道开展科学传播……，这些都表明将科学传播纳入科研评价之中具有潜在的可行性。

在科研评价中充分考虑科学传播的相关因素，将科学传播作为科研评价的一个指标具有实践中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本文认为在将科学传播纳入科研评价体系的相关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科学共同体应该积极推动科学传播的专业化，即将科学传播作为高校的一门专业课程，发展其学科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已经联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³³同时，国外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在积极探讨构建科学传播的学科体系问题。³⁴通过推动科学传播学科化，将有利于建立科学传播领域的核心期刊，推动科学传播的学术评价，从而更好地实现科研评价与科学传播评价的有机结合。

其次，强化对相关规定和一系列举措的落实工作。在对科学传播进行认定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³⁵也明确指出: 建议完善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业绩考核办法, 将其视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等重要依据，但是这些措施缺乏一些实施细则，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指标性的量化，比如每个科研项目中应该有一定的比例用来开展科学传播，不同的科研人员每年应该参与或者开展一定数量的科学传播工作，等等。

最后，提升科研人员对科学传播的认识和重视。科学传播还没有被纳入到科研评价体系之中，既有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科研人员对科学传播重视不够。因而应该提升科研人员对科学传播的认识，不论是否有明文规定，科学传播都应该成为科研人员一种内化的意识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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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注：在科学传播与科普方面曾经发生过谁取代谁的争议，见《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吴国盛》《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日以及《“科学传播”能替代“科学普及”吗？》建一《光明网》 2005.04.21，及翟杰全.杨志坚，《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8月，第4卷第3期。但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范围内，二者基本上是通用的，而本文则按照二者可以互相替代的做法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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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去年参加《第十四届全国科技评价学术研讨会》 的一篇会议论文，近期发表于《科研管理》2015专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