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照著《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提要

 

黄安年辑王炳照著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0月24日发布

 

书名: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著者：      王炳照

类型:       中国当代教育论丛之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编)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卫斌

封面设计:   李宏庆

印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印次: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90X 1240 毫米

印张：      24.875

字数:       610000字

页数:       751页

定价：      43.80元

印数:       2000册

ISBN        978-7-107-22944-2

作者介绍:　王炳照河北省景县人，1934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1957年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被保送北师大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师承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盘、陈元晖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

毕业留校任教。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暨中国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编委会主任,《教育学报》主编，《教师教育研究》副主编，《教育史研究》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委等。协助陈元晖、毛礼锐等先生完成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等著作; 协助毛礼锐先生指导研究生，后担任北师大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对恢复和发展我国新时期教育史学科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主编或合作编著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等，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部“211”二期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等。著作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吴玉章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荣获第二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奖及北京师范大学十佳党员荣誉称号。2009年10月5日病逝于北京。（引自该书）

 

序（顾明远）

炳照走了，好似不辞而别地走了。因为他走得如此突然，那么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没有来得及再叙叙旧。炳照常常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哪里是他的老师，而是同学，是同事，是朋友。只不过我比他年长几岁，早几年毕业而已。我认识炳照是在1962年我从师大附中调回师大，他正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因为在师大只上了两年学就到苏联去了，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所以我说与炳照是同学，一点不假。炳照毕业后就留在教育系，我们又是教育系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间我们又曾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每次开评议会他都帮助我做许多工作。他还帮助我编纂《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我们两人的情谊岂能用同学、同事、朋友几个词说得清楚！

炳照是我国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师承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邵鹤亭、瞿菊农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文革”以后，他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大力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还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和教育论争史的研究。他对教育史学理论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他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他认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就是要“探寻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作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他在教育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倡导实事求是和推陈出新。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他认为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清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炳照虽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他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他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撰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论文。直到他去世前夕，他还对当时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炳照不仅组织开展了中国教育史多领域的研究，而且培养了二十届博士研究生，有近五十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善于启发诱导。他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学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编辑出版炳照的教育文集《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不仅是对炳照的最好纪念，也是丰富中国教育理论宝库的善举。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论文中学习到他的道德文章。正是：

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永在；

同学、同事、同讲坛四十余载，情谊常存。

 

                                     2010年5月8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自序

早在几年前，陆续有出版社找我，说要出版我的论文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虽写过一些文章，编过一些书，主持过一些课题，但还谈不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行各业都兴起了“反思改革开放30年”、“回眸新中国60年”的热潮。我也先后承担了《中国教育改革30年·基础教育卷》和《共和国教育60年》的主编工作。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觉这种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吕达和刘立德同我谈起过，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联合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教育学专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我认为很有意义、很有必要。6月中下旬，立德告诉我已将我的论文自选集列入出版选题计划，而且已和施克灿、周慧梅进行接洽，准备协助我将我的有关文章汇编成书。不久，看到了他们整理出来的论文集目录初稿，我进行了调整改定。我觉得这本论文集是对我自己几十年来求学、治学的一个小结。趁此机会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我的求学之路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1934年12月15日出生在河北景县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都不识字，是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巧合促成了我的求学之路。如果从六岁进入半私塾启蒙开始，到1964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毕业，断断续续，我的学生生涯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排行第二，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什么手艺。大伯膝下无子，按照农村风俗，我便被过继给大伯，成为长房长子。我六岁时，和村里大部分同龄孩子一起，被父亲送到了村东头的小学读书。实际上，这所小学是个半私塾性质的，是由私塾改良而来的。老师就是原来的私塾先生，他到县简易师范学校学习了两个月，混了个“出身”，便成了这所小学唯一的教师。老师对新式教学法、体育一知半解，糊里糊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基本采用的还是原本私塾的教学方法。所以，我头两年的读书生活便是在这样的“之乎者也”、摇头晃脑中读书、描红中度过的，对于自然、科学，是一窍不通。家长们却没有什么意见。

第三年，从县里派来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生代替了老秀才，废除了描红，开始学习“小猫叫，小狗跳”，体育、音乐课程也像模像样地开设起来。体育课由教国文的男教师兼任。家长对他们的到来以及新的课程、教法很摇头，我们小孩子却喜欢得很。

当时采取的是“六三三”学制，小学阶段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两年。初小毕业后，我开始面临第一次人生选择。当时，村里初小的二十多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考上了高小，我是其中之一。此时，我已经十多岁了，同年龄相同家境的孩子已开始随大人下地干活了。当时大伯的意思是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庄户人家的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吗？于是我便开始下地干活，但一天下来的风吹日晒，我的皮肤上长满了水泡，我咬牙坚持，第二天、第三天……一周后，浑身上下长满了水泡，一层层地蜕皮，痛苦不堪。干农活，哪里有遮风避日的地方？无奈之下，父亲和大伯商量：“这孩子不是种田干活的材料，让他再上几年学，多认几斗字，将来也好混口饭吃。”就这样，我得以到邻村读完高小。

高小毕业后，因为县城没有初中，我投考了冀县和南宫的两所县级初级中学。我的运气不错，两所学校都上榜了。但当两张录取通知书真正送到家里的时候，大伯却坚决反对。到外县去上学，且不说要预备单独铺盖的困难，单说离家越来越远，考上学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假设考不上学，那白读几年岂不是瞎耽误工夫？即便回来也毁了，读的那些书在农村完全派不上用场，还不如早点长点本领。父母觉得大伯的话很有道理，便决定让我跟从舅舅学习木匠活。正当我准备做木匠学徒的时候，一场洪水却成全了我继续读书的梦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地里的庄稼冲个精光，家里粮食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候，每个月有60斤小米供应的初中生待遇，就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家里人一合计，大伯最后拍板决定：“吃你那60斤小米去吧。”

我选择了冀县初中，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离家相对较近。冀县中学不是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按照老解放区的模式，采取配给制，每月的60斤小米一半用作膳食，一半作为服装、文具和日常用品开支，家里不用出钱。

就这样，从初中开始，我便在国家资助的情况下读书，不再花费家里一分钱，实际上家里也没有那样的“闲钱”供我读书。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常常半开玩笑讲，我的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

初中毕业时，我们这种配给制的学校被要求只允许报考中等技术学校。此时父亲才去世，身为家中长子，从情感和责任上讲，我都希望自己能早点挣钱养家，我选择了河北省建设学院财经部（后改称河北省保定财经学校，以下简称财会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学制两年半。1955年2月，我以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石家庄地方国营棉织厂，在财务室做出纳工作。工作刚几个月，厂里要精简行政人员，而当年高考生源不足，国家鼓励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就这样，厂里默许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备考大学”。8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1955年9月，我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上从二弟身上脱下的半旧的中山装式灰色棉衣，还有母亲熬夜赶制的两双布鞋，到学校报到。俄院当时设有一部和二部。一部是培养国内紧缺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专门人才；二部即为留苏预备部，专为准备留苏和留东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设，在校进行一年的俄语和政治学习。我进入的是一部，四年制师范翻译系。实际上，该系是当年7月份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师生约400人全体并入，成立了师范翻译系，赵辉任系主任。该系理所当然延续了原有传统，所以我们班是俄院招的第一批学生，但上面却有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担任我们的教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校任教，我们也或多或少听过他们的课。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学习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核心是俄语和政治学习。俄语学习，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俄文基础的社会青年是个很大的挑战。对于外语学习，我只有在初中三年的英语经历，这种经历却成为俄语学习的障碍。由于习惯了英语的发音和拼音，学了好几个月俄语总是别不过来，两种语音总在脑袋里打架，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说出口却是另一回事，好几次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就暗下决心，要下更大的工夫去赶上班上同学。这种努力犹如一场长跑比赛，差不多半年后才有了明显的效果。

除去专业课程，我们还有礼仪实践课，每周一次，学习如何打领带、穿西服，品红酒、吃西餐，还有外交礼仪。领带和西服都是学校公用的，上课前按照自己尺寸向教务处服装室借出西服和领带，下课后马上归还。红酒和西餐平常上课全是虚拟的，只有在最后一次课才进行具体实践，然后就是考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如品红酒，平时上课就是举个空杯子，想象着里面装有浓香醇厚的高档红酒，跟着老师在那儿瞎比划，如何轻轻转动酒杯、如何加冰块、如何敬酒、如何干杯等等。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任凭老师怎样讲，也很难进入状态。后来，我灵机一动，凉水我们不缺乏啊，就快点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给同学们，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等下一次上课，老师看到我们都举着半杯子凉水，先是一愣，说我们胡闹，凉水如何能模拟出浓醇红酒的挂杯情形，但限于资源，聊胜于无，老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在凉水的帮助下，到期末真正用上红酒时，我们居然是不慌不忙，动作完成得有模有样。

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渐趋冷淡，不仅留苏预备部的辉煌不再，当年在留苏预备部学习、准备出国攻读大学本科的学员，全部没有派出，我们一部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培养大量俄语人才已不再成为国内急需，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师资力量，按照上级指示，要对一部进行紧急“瘦身”。当时我们那一届有600人左右，学校动员我们转学，到更广阔的天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当时，我可以选择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在京高校文科专业。经过比较，我发现北师大的教育系是个好去处，因为院系调整后，教育系大师云集；更吸引我的是，好像很多课可以自学，当时我肺结核病尚未痊愈，没有那么大精力选那么多的课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办好了转学手续。

9月份，我和北师大1957年新入学的学生一起，成为教育系一年级新生，学校教育专业。进入师大学习，有一年半时光（即1957—1958年底）基本上是按照我原来的设想进行的：除了上教育系的课程，余下的时间再分为两块，蹭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到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后，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就难以保证了。且不说“上课是为了批判”，“上完一门批完一门”，我们还“大搞生产劳动”：开辟了试验田，种植蔬菜；砌起了土高炉，大炼钢铁；还办了一个玻璃丝工厂。至于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到生产队帮忙“抢收”，日夜连轴赶写“大字报”等“日常工作”更是不计其数，就谈不上什么学习了。

1961年我在教育系本科毕业时，学校正在筹办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我“服从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

中国教育史研究班是陆续“澄清”学科的成果。从1960年开始，在总结1958年“教育大跃进”的教训基础上，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教育部提出要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学校开始将原来批判过的学科陆续地澄清。当时在北师大聚集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搞中国教育史的老先生（大多在60~70岁，当时感觉他们年龄都挺大的），如邱椿先生、邵鹤亭先生、瞿菊农先生、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等等。下边呢，虽然有几个年轻的教师，但他们都是从教育系本科毕业的，不是专门学教育史的，有点青黄不接，按照现在说法是学术梯队不合理。当时好像是中宣部提出来，要培养一批年轻的搞教育史的专门人才，目的就是逐步从老先生的手里，把知识接过来，传承老先生他们掌握的教育史知识。这些老先生尽管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但毕竟是解放前培养的人才，从政治思想条件来说，还难以适应新中国对这个学科的要求。另外，他们的年龄也偏高，需要培养年轻人来接班。因为教育史这个学科当时还比较特殊，这门学科需要很多专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老先生们掌握得最多，于是组织他们办一个研究班，来培养一批人。记得当时有系领导对我们直接讲，你们的任务就是从那些“旧专家”那里学本领，要逐步取代他们，培养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教育史学科的专门人才。就这样，北师大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得以创办。

就我本人来讲，我是不情愿进入研究班再继续学习的，一是家庭比较困难，想早点工作；再者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因为我是工作一年多考的大学，且是读了六年大学，应该工作了。但是，从学校到系里，都反复动员我，最后直接说进研究班学习是组织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进入研究班继续学习，担任班长。

研究班采取导师制。当时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的五位教授，除去邱椿先生因年岁较大原因不愿带学生之外，瞿菊农、邵鹤亭、毛礼锐、陈景磐先生名下各分了4~5人，我被分给了邵鹤亭先生。上课方式是大课，按照教育史的传统分段，每位先生以自己所擅长或感兴趣的部分，从先秦两汉一直到近现代系统地讲，有点类似历史系上通史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班最先定位是以古代为主，所以最初被命名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

就当时学习来讲，没有什么教材，不是不指定，而是根本就没有，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61年4月，在周扬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文化部共同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形成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随之，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文科教材建设会议，教育学科中的“中国教育史”被列入教材建设的重点教材，还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小组。会后，教材建设小组按照学科优势，将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任务作了一下大概分工：按照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分期，由四所学校编写两套教材，发行全国。北师大独力承担一套教材，包括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共三本。为了编好这套教材，老先生们成立“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6月中下旬，陈垣校长还专门邀请了首都高校中部分历史学界、教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翦伯赞、范文澜、林砺儒等先生，向各位专家提交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初稿（在《中国古代教育史讲义》基础上编写的），以此为基础，集中讨论中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问题。我负责一部分专家意见的记录和整理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先生给我们班上课时又增加了一个目标，就是将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会议后，研究班的培养目标慢慢发生了转移，不再单纯学习中国古代教育史，而是根据教材编写的需要，近现代教育史都要学习。这样，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班的名字逐渐淡化，后来就直接称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为了完成教材编写的任务，老先生们的主攻方向进行了一次调整：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三位先生，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相应地中国古代教育史课程也主要由他们三位来上；陈景磐先生则重点承担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和课程。由于这些老先生中没人专门搞过中国现代教育史，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一度搁浅。后来专门从中央教科所聘请了陈元晖先生（后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由他来承担教材现代部分的编写，同时为研究班讲授该部分的课程。按照学生研究专长和兴趣，重新调整了导师，拨出两个学生分给了陈元晖先生，我和何晓夏由此跟从陈先生学习中国现代教育史。

我们这个班，当时学习的时候，尽管还有很强烈的政治气氛，但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因为政治运动来了，班上出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同学之间谁整谁一下等等事情。大家都很怀念和留恋那几年的研究生生活。另外，学生们和老师的关系，很是温情融洽，毕业后大多长期保持联系。就当时政治要求上来说，那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我们这些学生却是党培养的新一代专业人才，好像应该和这些老师划清界限，保持一个距离，有一个界限似的。但在研究班上确实看不到这个界限，老师和学生谈问题、交往当中也没有戒心，学生也没有什么对老先生警惕之类的。所以后来说我们班“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之类，好像也没有冤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真心诚意向老先生学习。因为我们在本科时，看过的东西太少，知道的东西太少，和这些老先生一谈，他随时随地说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没看过啊，就想赶紧找来看看，无形中增长了我们的见识，老先生们起到了一个引路人的作用。

在研究班期间，感触最深、收获最大就是在老先生指导下读了不少书，在图书馆抄了不少书，先后手抄过《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著名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约四百余万字。通过抄写，保存了文献资料，加深了记忆，锻炼了意志，还感悟出不少治学修身的道理。这些资料的积累，为我的治学探索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研究班读书期间，我们又赶上了“四清”运动，我们由三年毕业也就变成了四年。先后两次“四清”，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等我们再次回到学校，已经离1965年暑假、离这一届毕业生毕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学校觉得也不好再延长我们毕业，就要求每人都交一篇论文，没有履行答辩程序。完成比较早的，先提交给导师，导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赶得比较急的，就直接交上去了。论文没有答辩，也没有说论文是否通过，没有考试，也没有什么结业仪式，而且毕业也没有证书（当时还没有学位制度，又不想仿效苏联授予副博士学位）。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四年研究班生活，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毕业了。

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上有太多的巧合，是一个又一个带有偶然性的巧合凑在了一起，构成了我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从高小到研究生，自然环境可以成为继续读书的理由，小到风吹日晒，大到天灾发洪水；国家教育政策、工厂内部调整可以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也曾改变过我的求学方向；国内的政治运动也和我的学生生涯扯上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高小还是冀县中学，还有我六年的大学生活，四年的研究班学习，等等，好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面对这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能改变的现实，然后将事情尽可能做好。

 

二、我的学术探索之路

1965年毕业留校后，我被派往北师大临汾分校搞基建，很快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我的出身“根正苗红”，没受到大的政治冲击，但在全国一片混乱之中，高校里也没有什么正常教学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探索。1976年10月底，粉碎“四人帮”才半个月，我由教育系被调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当时我带着学生还在外地实习、参观，等回来后，会计直接告诉我，到学报领工资去。我这才知道，我已被“组织分配”到学报编辑部了。当时说，学报工作需要，好像系里也不好安排我的工作。我自己也想换换地方。有人说，我到学报编辑部做编辑是“三满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1993年10月底，我又被调回到教育系做教师。当时说，是因为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需要，我更多的感觉是“叶落归根”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在“超期服役”，用他们的话来讲，依然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算是“老骥伏枥”，我的学术探索之路延展其中。

我做学报编辑十七年，是指十七年中以做编辑为主业，我的人事编制在学报编辑部。事实上，十七年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只是在教育系不记工作量，不拿任何报酬，被认为是“吃学报的饭，给教育系干活”。几个获奖成果都是在学报做编辑时完成的。1993年调回教育系之后六七年，在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一直兼做学报编辑工作，变成“吃教育系的饭，为学报干活”。我深感，在高校学报做编辑兼职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教学科研人员兼职承担部分编辑工作，是大有好处的。

1978年6月，我在北师大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命题作文，还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色彩，算不上什么学术论文。除去本职工作，我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上。1980年4月，在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论“学而优则仕”》，这应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我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1）“学而优则仕”不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2）封建社会不能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3）从批判“学而优则仕”中应吸取经验教训。“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作为世卿世禄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在同“不学而仕”和“学优而不能仕”的现象反复斗争中发展的。然而，在以往的时代，这种对立和斗争主要是在剥削阶级范围内存在和展开的，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或同一个剥削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而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任何一种“治国治民”的“良策”，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剥削阶级的私利和偏见。因此，“学而优则仕”思想本身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对待“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遵循这条原则，就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违背或破坏了这条原则，就必然阻碍甚至毁灭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但就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讲，我提出这种观点，被不少人称为“胆子够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学而优则仕”说成是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之一；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常常把“学而优则仕”作为批判的重点，说它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人也常常批判“学而优则仕”，把它说成是封建教育的灵魂。“学而优则仕”被视为没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似乎仍然是一种定论。其后，我就“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孔子的德育思想”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简明中国教育史》编写中，我承担的也是前两章的撰写任务；在《中国教育通史》中我还就“《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作了挖掘等。逐渐地，不少人便视我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了，实际上我读研究生时是现代教育史方向。

1980年5月下旬，陈元晖先生找到我，将一份古代书院的撰写提纲和几十页发黄的讲义交给我，希望能整理、扩充成为十多万字的书稿。历经一个暑假的挥汗如雨，终于形成了12万余字的书稿，从书院的起源、书院的教育内容、书院的管理特点以及对今天教育的借鉴等来论述古代书院。陈先生看过后很满意，说：“能不能把它整理成一篇文章，找个地方发表，听听大家的看法？”我随即将其缩写为约1.6万字的篇幅，投到了北师大学报。主编认为很好，随即于10月份在第5期发表，我署名第二作者，反响很不错。该书稿次年以《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为书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署名第三）。有研究者认为“此书奠定了书院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新时期书院研究的先声”，把我称做研究书院的先锋，我认为有点过誉。大概是由于此时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者还比较少，特别是像我这个“中青年人”。其后，和李国钧、李才栋教授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书院》，陈学恂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我和郭齐家教授任分卷主编）中宋代书院部分的撰写任务也自然落在我的头上。在不少人眼里，我便成了研究书院的专家。近几年来，我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述书院的文章。我一直强调要注重书院精神，它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历史优秀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所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强了生命活力。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书院研究最基本的动力所在。

“十年浩劫”结束后，伴随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新探讨和对中国教育史地位的正确估价，中国教育史课程在高师教育系课程中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并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教育史教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毛礼锐先生多次对我讲：“希望能有一部通史，对于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把握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总的特点，探索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毛礼锐先生提出组织力量编写《中国教育通史》的建议，编撰卷帙浩大的通史提上了日程。但老先生们大多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急需年富力强又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科研梯队的加入。从1983年开始，我作为毛先生的助教，协助毛先生组织力量投入研究，先后参与人员五十余人，分散在全国不同的院校、研究所。从1985年《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问世，直到1989年第六卷付梓，其中所耗费的气力决非笔墨所能描述。因老先生们或重病在身，或精力有所不及，大量的组织及审稿工作大多由我和国钧教授（他是沈灌群先生的助手）完成，拿给老先生们看后，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此期间，《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也得以完成。

《中国教育通史》先后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1992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5年）等荣誉，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也常有人讲我为《中国教育通史》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我总是报以一笑了之。我常对学生讲，我很自豪我一直担任毛先生的助教，直至1992年毛先生去世，此时，我自己已是博士生导师。但在老先生的面前，我依然是助教。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跟从老先生学做学问的绝好机会，有机会在老一辈的指导下做成一些事，收获很大。我愿意始终抱着兢兢业业、诚诚恳恳的态度，在科研的道路上承续老先生们的遗志，并尽可能将其发扬光大。正是有了这个机会，我结识全国教育史研究界的众多朋友，逐渐积累了与人合作的经验，为20世纪90年代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学术性著作，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全书由我和河北大学的阎国华教授担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基本上是在《中国教育通史》的队伍基础上加上一些青年骨干组成，第一卷徐仲林、谭佛佑、梅汝莉，第二卷赵家骥、俞启定、张如珍，第三卷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第四卷李国钧、金林祥，第五卷阎国华、刘虹，第六卷田正平，第七卷董宝良、陈桂生、熊贤君，第八卷苏渭昌。担任本书各分卷主编和撰稿人的大部分成员已有近十年合作研究的基础。从1989年动议，到1994年6月八卷本付梓，其间先后在重庆、呼和浩特、兰州等地召开过全体编写组的会议，邀请专家参与讨论。大家集思广益，商定了四条编写原则：（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充分体现中国教育思想史的专史特点；（2）努力突出以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为主的特点，力求改变过去那种把教育思想史变成人物排队或传记汇编的写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和特色以及他们之间对抗、论争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等上面；（3）在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时，兼顾宏观教育问题和微观教育问题的思想成果；（4）力求展现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总的发展轨迹和走向，揭示其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确定编写原则后，分卷主编各负其责，大概在1993年3、4月份，稿子大体完成，我便开始找寻时间，“周游各省”，在各分卷主编处看稿。最后一站是到保定，和阎国华教授汇合、交换意见，确定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全书定稿时290余万字，被称为“迄今卷帙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因其巨大的篇幅空间，在内容安排上做到了广收博采，展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特点”。1994年6月出版后，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等奖、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不少参与其中的青年人开始崭露头角，锻炼了队伍。

从全书的情况来看，各卷主编下了很大工夫，基本上完成了既定任务。关于体现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之间的对抗、论争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的要求，有的分卷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总体来看，深感不足。如有机会，很想再作些努力。我感到，有关学术思想论争的研究在其他学科中是普遍受到重视的，如哲学史、史学史，特别是文学史，专门有文学批评史，似乎是属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论争史的性质。所以，我们不妨也试试。2005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在浙江金华以“教育论争史”为主题召开了学术年会；学生李建美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论争史研究》作了初步探索。这些，我把它看做大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仍需努力开拓。

当我们完成《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任务之后，曾想着手开展“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的课题研究，并且邀集了几位年轻学者进行了多次商讨，还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和大纲。后因忙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编写，更由于深感研究这个课题难度极大，信心不足，未敢贸然出手，只好暂且搁置了。然而研究的愿望和冲动却时时萦绕脑际，总想寻找机会尝试一下。后来，学生米靖的博士论文曾在两汉这个时段作了有益探索。就整体而言，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相始终，还有很宽广的空间需要研究。

在此期间，我还应山东教育出版社之邀，主编了《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研究》一书。该书由我的两个学生吴霓和胡艳的博士论文组成，我只是撰写了序言。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此基础上，1996年增加力量，申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中国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学校研究”，历时八年完成，2004年结题。我一直认为，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客观的社会基础，统治阶级的政策导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确立和稳定时期，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给予鼓励和支持，就得到更好的发展；相反，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加以限制或禁毁，就难以发展，甚至无法存在。一般说来是倡则兴，抑则衰。当然也有禁而不止、毁而未废的情况。统治者对私学和私立学校的政策，是鼓励、支持，还是限制、禁毁，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很少考虑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以其狭隘的阶级利益和短浅的认识水平为基准的，因而无视或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对待私学和私立学校，就成为统治者能否正确认识和认真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成为私学和私立学校能否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之一。中国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完成不久，山东教育出版社找到我，希望能编写一套制度史，我起初有点犹豫：原先做思想史的主编们大多到了退休年龄，组织一支新队伍谈何容易。出版社同时也在力邀李国钧教授出山，他也有和我相同的顾虑。出版社很执著，我向来不善于说“不”，国钧也已经被说动，我们便“老夫聊发少年狂”，组织队伍，再担重任，开始给中青年学者压担子。各卷的承担者依序为：第一卷，俞启定、施克灿著；第二卷，宋大川、王建军著；第三卷，乔卫平著；第四卷，吴宣德著；第五卷，马镛著；第六卷，金林祥主编；第七卷，于述胜著；第八卷，苏渭昌、雷克啸、章炳良主编。这是一支较年轻化的队伍，青年人思路开阔、敏捷，勇于创新，不大容易被条条框框束缚，但他们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历练。

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研究教育发展史通常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角度入手，或进行专题研究，或进行综合研究，都曾经有骄人的成果问世。比较而言，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于和好于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事实上，教育制度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说，某种教育思想往往通过制度化的形态才能更实际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影响教育发展的进程，决定教育的成败得失。因此，在继续重视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教育制度史的研究，十分必要。这一点，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也因为如此，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教育制度史到底该研究哪些问题？以什么形式呈现？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后者，我们讨论了多次，最后达成了共识，作为深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作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贯彻“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为当代教育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选题，1998年年底基本完稿，全书331万余字，2000年7月出版，先后获得了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等。本书的撰著出版，是大家历时多年通力合作的结果。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撰工作研讨会纪要》的要求，国家教委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作为其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课题，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大课题，何东昌同志为牵头人。总课题组下设了16个子课题，我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子课题，还担任总课题组的学术顾问之一，参与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着一些惨痛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

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制度史，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我发表了几篇文章，主编了《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现代高考制度反思的深入，科举制度被作为高考的远祖，被拉入或为批判或为之翻案的“风口浪尖”。我也经常被各种杂志、媒体盛情相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到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作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从2004年开始，以厦门大学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等为发起人，每年召开一次“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年会，迄今已有六届。他们邀请了不少历史、文学等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海外研究科举的知名学者，强调从多维角度来研究科举制度，我认为很有意义，值得我们教育史的学术年会借鉴。有分歧、有争论不是坏事，我们不应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要请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加强努力，去年在保定的教育史学术年会有所改进。

就教育史研究来讲，无论思想史还是制度史，我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在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尽管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各卷中对社会教育（习惯上称之为社会教化）作了一些努力，但明显还不够。我国历朝历代重视“化民成俗”的传统以及形成的一整套体系，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整理。2004年，我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出版，计划做八卷本，由我担任总主编，暂定各卷的承担者依序为：第一卷，俞启定；第二卷，施克灿；第三卷，乔卫平；第四卷，徐勇；第五卷，孙邦华；第六、七卷，于述胜。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教育发展史的写作一直没有落实作者，后来，沈阳师大的王雷自告奋勇来承担，遂列为第八卷。《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基本是北师大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的教师力量，是“211”重点项目的横向课题。所里先后有卜然然（《先秦的社会教化》）、汪光华（《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研究》）、周慧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郭三娟（《山西社会教化研究》）、石焕霞（《科举制度与社会教化——以清代状元为中心的考察》）等博士生围绕该主题做了博士学位论文。目前，各卷处于紧张推进之中，计划于2010年适当时候交出初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对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问题就比较感兴趣，尝试着做一点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文章。2006年6月，以“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创新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2006年度国家重点课题，我是总主持人。该课题基本上也是以北师大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的力量为主，加上我已经毕业的几个学生，共分为七个子课题，负责人如下：第一子课题，于述胜；第二子课题，徐勇；第三子课题，乔卫平、叶赋桂；第四子课题，孙邦华；第五子课题，施克灿、李永贤；第六子课题，刘立德、周慧梅。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发表《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和《传承与创新：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到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两篇文章，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点进展，也算是“身先士卒”吧。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组织大型课题的困难，这种合作的大项目非一朝一夕之功，很难短时期出效益，而高校每年的计量考核逼迫研究者不得不“单打独斗”，搞一些“短、平、快”来满足年终考核，分散了很多精力，难以拿出有分量的东西出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从2005年3月开始，我被学校委任为《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主编，由王明泽、孙邦华、李敏辞、徐勇任副主编，周慧梅担任我的助手，开始编撰北师大的百年校史。2007年12月，近100万字的初稿初步完成，先后召开了两次不同范围的意见征求会。校史撰写原则虽是“专家撰稿”，但就本身性质来讲，却是“官方修史”，不得不考虑一些学术之外的问题，如一些校友的“情结”问题。比如伪师大这一段，我认为孙邦华写得相当不错，对旨在奴化青年学子的课程、教学、管理条分缕析，说清了伪师大的性质，对伪师大和北师大的关系也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看来，伪师大原本是一个历史存在，理应在百万字的校史中有所体现。但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些跟随师大西迁的老校友情绪激烈，认为我们应不提或一笔带过伪师大，如若不然，便是给师大“自寻晦气”、“自取其辱”。原本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却因为某种情结的纠葛，便成了征求意见中的最大难题。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写组先后三次集中统稿，就各自负责的章节逐章修改。目前，我正在看第四稿，已经统了四分之三，准备暑假再集中一次，就可上交给编委会了。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认为，最本职的工作还是教书。我喜欢上课，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马上就75岁了，多年来，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我一直坚持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我认为，对于大学来讲，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更值得关注。我担任过两年学校的本科生督导团组长的工作，每周深入到本科生课堂去听课三节。和其他督导团成员交流，大家都感觉本科生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一些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值得重视，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当然这也和高校目前的考评制度有关。我一直认为，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是要围绕教学进行、和教学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为科研而科研，和教学是“两张皮”。多年来，我坚持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延展学术研究，感觉效果不错。如从2004年开始，我在北师大教育学院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公选课，至今已经坚持了六年，学生反响很好，而且数年积累的教案已基本形成了教材模样，正在作进一步整理。2006年12月，以我为申报人，“中外教育史专题”被列为硕士研究生基础课程建设项目。实际上，该课程是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一直开设的课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作为“21世纪高等学校研究生教材”中“教育学专业系列教材”，由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二十一个专题，是大家科研和教学结合的一个典范。今年6月份，我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十佳共产党员”。学校组织部录制纪录片时，我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声：我深深热爱我的教书岗位、育人事业，愿意再为党工作十年！

 

三、我的一点感悟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每天都很忙碌、很充实，主持过一些课题，担任过一些社会兼职，做过两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组）成员，主编了几个大部头的教育通史和资料汇编、几本学术刊物，就一些教育问题发表过一点自己的看法。选入本文集的多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书籍中自己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还有一些序言和发言稿。将文集定名为《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实际上是我的老师陈元晖先生的一贯追求。我之所以借来作书名，主要是想说明我所做的事只是将老先生的事业继承下来，同时，也希望能薪火相传，青年学者能将教育史学科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这些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教育史的各种声音，其中有无奈和沮丧的，也有欢欣鼓舞的。我总在反复想着一个问题，我从事了五十余年的教育史研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借此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教育史面临的问题不是近年才发生的。如大家常讲的教育史研究生就业困难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毕业时，就已经出现了。1961年我们研究生班入学时是20人，到1965年毕业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班实际上只剩下15人，但分配结果可以说极为凄惨。拖了很长时间，陆陆续续地分配出去10个人，还有5个人没有单位。他们从1965年的暑假一直到1968年，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学校等分配，继续在师大参加“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毕业的本科生一起分配，实际上等于按本科生分配了。而且，分配出去的人，当时有机会去专门搞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乎没有。原本历史系的重新去搞历史去了，原来教育系的，因为各个师范院系除了本系的课外，大量的课是公共教育学，所以就去教公共教育学了。

按理说，北师大培养的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当时不论就业形势如何严峻，也不至于有人找不到工作吧。就业难的背后，一是由于教育史的专业性质问题，一是政治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教育史属于基础学科，由于学科性质，难以和实践结合得多么紧密。1965年全国都在大力强调与实践的联系，由于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牵扯到历史，老觉得是搞老古董，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凡是牵涉到历史这个学科的，都是被一再地压缩，本科生教育史课程的学时越来越少，原来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能做教育史的老师，那就足够了，不会补充新的教师。这个问题在今天还没有解决。

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我们研究班被认定是有问题的，被列为“四清”的重点批判对象。北师大是北京地区高校“四清”试点学校。在“自我检查”过程中，有校领导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办班方向有问题，说研究班把一些年轻人引导到、拜倒在资产阶级名下去搞脱离实际的老古董。这种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班的方向问题被作为“四清”批判时的重点，研究班被看做是一个“不重视政治学习，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埋头搞研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单位。理由很充分：首先，研究班政治方向是错误的。当时也举了好多例子，比如说老先生在教学中被认为有错误的观点，不是研究班上的人提出来的，而是由外面的人听见了以后揭发出来的，这足以证明研究生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其次，这些研究生对于老先生布置的任务认认真真地完成，是围绕“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指挥棒转，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很羡慕资产阶级教授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有人揭发说研究班有学生很喜欢陈景磐先生穿西服的照片，据说还偷偷试穿了他在多伦多大学时的博士学位服，等等，认为研究班出来的人在政治上都不是很可靠。

就这样，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特点，加上学校对研究班基本的看法，分配不可避免就受到影响。所以这个研究班费了那么大力气，却没有实现最初的目的，真正专业搞教育史的没有几个人，全做别的去了。后来又有人慢慢转过来搞教育史。比如苗春德、何晓夏，都是费了很大周折，到了五十来岁，才有机会转来做专业。我毕业时留在了师大，最初也不是做专业，而是被派去山西临汾建设分校。“文革”开始回到了教育系，根本谈不上搞专业。“文革”结束，我被调到学报当编辑，直到1993年我才回到教育系，开始“有名有分”地搞教育史专业。这一年，我59岁。客观地讲，研究班的学习还是给我们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形成的大变化，它又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挥原来的作用，培养的这些人也失掉了好多发展的机会，挺可惜的。今天的教育史研究生培养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90年代至今，我一直担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规划组成员、组长，对教育史的学科定位、发展、队伍建设、学位点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应该说，这三十年来，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超出了它的正常发展，在学科积累的资源方面，这三十年来发挥了很充分的作用。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我们这个学科在20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建立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差不多也就是四五十年，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差不多有三十年，但是合在一起，教育史出的成果连我们现在研究著作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甚至四分之一都不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史研究机构多了，培养的人也多了，每年都有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就这个学科本身承担的任务来说，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状态了。

面对中国教育史面临的各种问题，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鹦鹉救山火”来形容这种心情。记得2006年在古城西安召开的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大会闭幕式上，面对会议期间大多青年教师、学生对教育史学科的困惑、迷茫和无奈情绪，如课时遭到压缩，在学科中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申报课题不易，学生分配困难等，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给大家讲个故事：“森林着火了，里面居住的动物一边向外逃，一边抱怨，怎么这么倒霉。一只鹦鹉却匆忙往返于溪流和森林间，将自己的翅膀沾上水，飞到着火的森林上空，将翅膀上的水抖落。一次又一次，尽管尽可能小心振翅，但每次能运回来的却是寥寥，甚至只有几粒水珠。面对动物们的疑问，鹦鹉这样说：‘我但求心安。’我这么多年一直从事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大家讲到的体会感受很深。我现在能做的，就像那只鹦鹉，停止抱怨，能做多少做多少。”我的话音刚落，掌声雷动。我知道，掌声的背后有的是客气，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所见略同”，或是引起了青年学者、学生的共鸣。事后，有好多青年人跟我讲起，当时是如何受到触动，我感觉很是欣慰。

我常常在想，教育史学科依然面临着尴尬状态，是与其学科性质、定位有很大关系的。大家说教育史怎么重要，但实际上却没有受重视，因为上面没人说还是没有用，我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听上面的。其实呢，谁心里都知道教育史挺重要的，搞教育学科的，哪一个学科都离不了教育史。搞其他教育学科的，他要是学过一点教育史，注意一点教育史，愿看一点教育史，这对他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些搞其他教育学科的，做研究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短处，他对教育史太不了解了。尽管如此，教育史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

我们看待、评价一个学科，很容易受功利性影响，要求这个学科面向教育现实。如果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就认为这个学科有价值、有地位；如果没有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就没有价值，这样看待一个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导向。在现实中，我们常有意无意地强调学科能够影响和参加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还有的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研究的是教育史，脑子里比附的却是现实中的问题，常常出现用历史上的东西来附会现实问题。这违背了教育史研究最基本的宗旨。教育史不可能和现实联系得这样紧密，不可能起到主导性作用，最多起的是辅助性作用。我们要立足于一个基础学科，为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一个基础，这是教育史的基本宗旨之一。另一个是，教育史学科是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素养，而不是帮助他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如果我们立足这一点，教育史学科就会很主动，也很自如，也不用担心被人怎么看不起，就不会再妄自菲薄，说教育史学科萎缩了啊什么的。其实搞教育工作的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实际工作，都是需要教育史基础的，这样就够了。总要求它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参与国家教育决策，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那就偏离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定位。

所以，与其说教育史专业困惑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教育史学科的性质和定位的认识问题。我自己认为很简单，教育史学科是教育学科里面的一个基础学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是直接追求的目标，而是人们从中得到的某种启发、借鉴，帮助他去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有些人不明白或不愿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闹出好多笑话。比如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又如孔子的和谐教育思想，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弄得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启发；弄得不好呢，会觉得简直是荒唐。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服务的一个领域，不能要求所有的学科都归到一个方面去，这也影响到我们学科的发展。我们感觉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教育史学科现在成果很多，力量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不很现实。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明白，教育史学科它再冷也冷不到哪里去，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自己心里也平和一点，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就把它做好。也许，像陈元晖先生多年执著探索哲学、心理学那样，是为了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而我们研究教育史，同样也是找寻一朵朵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仅此而已。

感谢顾明远老师及北师大教育学部其他同事对我的这本集子的选编出版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的领导魏运华、吕达等决定将拙著纳入《中国当代教育论丛》出版表示深深的谢意。

以上文字是在我的口述史稿（周慧梅记录整理）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权作自序吧。

 

                                        2009年7月

 

本书收录王炳照文章73篇,分中国教育史研究总论（1-6）、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家及教育流派研究(7-20)、中国教育制度史、书院、科举与蒙学研究(21-35)、传统文化与教育现代化研究(36-4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49-56)、教育改革、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57-70)、附录（71-73）等部分。

感谢周慧梅博士提供顾明远所撰的序和王炳昭自序。照片和由笔者依据该书翻拍的，总共16张。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黄安年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15-376628.html

上一篇：再谈吸取西方国家过度福利保障的教训
下一篇：笔者在科学网客上有关朝鲜战争的博文目录（2007-3—201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