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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报道: 非学术因素掣肘博士论文质量

已有 5070 次阅读 2009-6-11 08:33 |个人分类:教育改革思考(07-11)|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非学术因素, 博士论文质量

推荐报道: 非学术因素掣肘博士论文质量

　　黄安年推荐张梦薇金辉文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6月11日发布

按:5月21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张梦薇编辑来电话采访有关博士论文答辩问题的看法，并提出在她们的报道中将引用我的见解。6月2日,张梦薇编辑传来发表在院报上的文字稿，6月9日收到院报。现发布在我的博客上，下面是文字稿内容。附影印照片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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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术因素掣肘博士论文质量

□ 本报记者张梦薇金辉

作为博士论文的“质检关”，论文答辩是整个博士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起着提升博士论文质量的作用。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受一些非学术性因素掣肘，博士论文通过者众，被“枪毙”者少，答辩有流于形式之嫌。

答辩的“面子工程”

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周昌乐自认为有着“喜欢较真”的性格，做学问讲求“在无疑处有疑”。不过，这也要看场合，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碍于导师情面”，对一些不甚满意的博士论文，自然要手下留情，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担任博导10多年，他“毙”过一些博士论文，但总量不超过4篇，而且都是在匿名评审中。他承认，这样“压力会小些”。

他所说的压力来自同行。“学术是讲究圈子的，”一位博导说，“答辩委员会成员一定都是导师认识的，否则不会请。”只要不是太差的论文，看在导师面子上，总还是可以通过的。况且，同一个行当，老师之间大抵熟悉。在学术生涯中，难免要互评学生论文，下次自己很可能就要请到别人，“要互相关照”。

有学者认为，在掺杂了人情因素后，论文评阅过程难免失之偏颇，最后形成了另一种学术“惯例”：导师互相邀请答辩，互相“放水”通过。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蔡曙山教授直言，“很多东西到中国后都得变味，凡事凭关系，很难控制。”但他也表示，“答辩虽然有走形式之嫌，做总比不做好。”

但是，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亚敏老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走过场、看情面等情况在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基本不可能发生。每个参加答辩的博士生都会提前精心准备，只要进入答辩环节的博士论文一般来说都是合格的。

博导紧缺 还是“学术超生”？

5月下旬，记者全程旁听了北京某高校人文社科类的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4名博士生参加答辩，时间限定为两个半小时。在回答问题阶段，4名博士生频频被答辩委员会主席打断，要求“简略回答”。会后，其中一名博士生向记者抱怨：“5个问题，我只回答了两个，根本没有时间陈述清楚。”据了解，包括这位同学在内的4名博士生最终都顺利通过了答辩，论文答辩决议书格式基本一致：先肯定论文，再提出不足，最后是修改意见。

随即，记者又参加了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的另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却发现严谨了许多。同样是两个半小时，只有一名博士生参加答辩，时间相对宽松。学生回答完问题，答辩委员有时间向答辩者提问，现场互动热烈，个别问题该生没有回答出来。

博士生众多是高等教育扩招的产物，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蔡曙山将之称为“学术超生”。1991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全国只有一二百名博士，他的导师一辈子也只带了两名博士生。而2008年一年，仅中部地区一所重点高校，在校博士生就达到6736人，一些高校已然步入“巨型大学”行列。现有的博士点和博导已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学生队伍的需要，师生比率拉大，博士论文质量难以保证。周昌乐教授一人身兼5个一级学科的博导，这一事实说明了博导资源的稀缺。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没有扩招的重点院校和研究机构，博士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如北大、清华等高校，通过采取限制博士生人数的方法提高论文质量，清华大学一个博导平均每年只带0.6—0.7个博士生。博士生进入门槛提高后，无形中也降低了答辩委员会的压力，有利于提升答辩质量。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博导紧缺，为何不将相关领域有发言权的学者纳入答辩会委员行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从利益角度解读了这一问题，“没有博导资格的教师，包括退休学者，不是博导们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利益均沾，因此往往不被考虑在内。”

答辩时间过于集中 不利于评审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毕业论文集中答辩的方式，培养单位规定一年一度的答辩时限（个别学校两次）。由于涉及上级审批单位批准学位的时间，院校往往集中安排在5月下旬至6月中上旬。又由于答辩启动程序的复杂性，例如学校研究生处同意答辩申请的签字，启动约请评议人和答辩委员会等一系列问题，答辩时间就更加集中在5月中旬至6月初的两三周时间内了。

黄安年并不认可这种答辩方式，在他看来，这样集中答辩主要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需要，而不是真正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他说，学位答辩的时间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教育部代管的学位委员会决定的。这种规定又和一年一度的就业分配制度相关联，所以是一种适应行政管理工作需要的规定。在以往研究生的单个培养阶段，这种规定还可以接受。现在学生数量激增，集中答辩使学校、院系、导师、答辩委员会成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出现了学位答辩的“农忙季节”。客观地说，答辩时间的集中使得评审专家阅读论文的时间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走过场的答辩、措辞雷同的评语自然“应运而生”。

事实上，人才培养是一项个性化的工作，与企业的标准件生产不同，学生的素质和研究方向各不相同，培养的结果也是良莠不齐。以划一的截止期限参加答辩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在黄安年看来，应依据实际需要，博士生论文成熟一个答辩一个。目前，一些学校也看到了集中答辩的不足，因此，将博士论文答辩增加到一年两次，但他认为，效果并不会有太大的改进。

博士生“饿着肚子搞学问”？

洪堡创办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时，坚持“培养纯研究型学者”而非谋生型学者的博士培养模式，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一些博士生毕业后，纷纷选择了去做公务员。他们之所以读博士，看中的是博士学位这块“敲门砖”。几位博导纷纷感叹博士生的治学热情不如他们当年，真正有理想，把做学问当做一生追求的博士生少之又少，“不会超过10%”。

而博士生们也满腹苦水，自觉压力巨大。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崔姓女博士告诉记者，博士生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大部分人生活都很艰苦。按照北京市标准，人均月收入不足500元的可申请低保，而博士生每个月的补助只有290元，最高的也不过300元，简直是在“饿着肚子搞学问”。即使获得奖学金，每年也只有800元，助学贷款和社会公共资助，学校无一例外地向本科生倾斜。虽然导师会从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经费资助学生，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于一些没能考取公费资格的博士生来说，每年12000元的学费也仍他们囊中羞涩。

答辩过程中的费用对博士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位博士生为记者算了一笔账，论文答辩时，加上专家评审费和餐费等，她一共花费近2000元，这还不包括学校为博士生报销的部分。对此博导也很无奈，每答辩一次，劳务费仅二三百元，出席学生答辩完全是工作责任使然。而且，导师们为了节省成本，减轻学生的负担，已很少邀请外地老师。

除此之外，版面费也几乎是每位博士生必交的费用。大部分高校都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公开发表二至三篇论文，否则不予毕业。据了解，按照期刊的等级不同，版面费也不同。一些档次低点的期刊，版面费在500—600元左右，档次高些的甚至上千元。

虽然版面费昂贵，但是为了顺利毕业，大多数博士生表示只能按规定去做。一位博士生坦言，他不愿意推迟毕业，是因为推迟毕业就意味着是非应届毕业生，无法获得留京户口，就业会变得更加困难。于是，读博期间，大多数同学都会出去兼职，在面包与理想面前，他们被迫选择前者，因挤占读书时间导致博士毕业论文质量不高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名实难符的匿名评审？

导致上述局面，僵化的答辩时间是一个因素，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的匿名评审制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推行匿名评审制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杜绝私情，做到客观公正。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匿名评审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

近年来，高校日益倚重匿名评审制度，学位论文评审以实施双向匿名为“时髦”，即博士生和匿名评审专家都不知道对方的任何信息。但实际上，有的所谓匿名并非真正匿名，不仅导师知道对方是谁，匿名评审专家也知道博士论文作者是哪个导师带的学生。原因很简单，需要匿名评审的论文是由学生本人送到评审专家手中的，而且指导教师在论文送出之前已经和评阅人打好招呼。有的论文虽然封面上没有出现导师和学生的名字，但是，后记中写着的对导师的感谢却将这些信息泄露无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表示，国内的匿名评审制并没有发挥实效，如果执行到位，必然能够起到相应作用。他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例，2000年北大中文系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匿名评审制度，效果立竿见影。实施当年，北大中文系原有40位博士生申请论文答辩，因为实行匿名评审制，一半博士生不得不推迟答辩时间。

实际上，博士论文匿名评审是国外大学的通行做法。在德国和法国，论文不但是匿名评审，还有一个复议期，有大约半年时间可以挑毛病。温儒敏总结它的好处是，“尽可能排除了人情的干扰，使答辩比较公正、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