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遗忘五环外天通苑城乡结合部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11月12日发布

  五环外五公里处的天通苑拥有50万人口，号称亚洲最大社区和北京市最大的城乡结合部，综合治理好天通苑就意味着北京市能够真正跨入国际大都会的行列，如果治理不好，不能使得城乡结合部与城市核心区和谐共处、优势互补，那么所谓国际大都会乃是被人为撕裂的两张皮，一张是占尽丰裕资源的核心区和另一张是资源十分贫困的边缘区。

笔者推荐郑以然先生《城市边缘的边缘化空间》一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 2016年10月26日第13 版）。文章提出了城市居民的分化和边缘化问题，谨防将一个城市分裂为城市中心和城市边缘的两个分离的城市问题。

笔者自2002年5月以来，自位于北三环内的北京师范大学住到当时被称为“阿富汗”的天通苑睡城乃出于无奈，实因校方让退休教师以相同价格标准换置搬往五环内侧的京师园，为笔者所拒，因为这种霸王条款欺人太甚，为牟利而非为教师着想！现在看来住在天通苑接地气，否着我还真不清楚处于中下层的大多数居民和北漂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

尽管14年来，天通苑地区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同时和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反差也愈拉愈大。让人感到生活在不受待见的被遗忘的不宜居地区。14年来，看不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是否专门讨论过如何治理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的积重难返问题：环境脏乱差（垃圾处理滞后、清河水质堪忧、公厕少随地排泄、社区管理混乱，家里干净楼外差等）交通拥堵严重（50万人社区有城管无交警、胡乱无序停车、人行安全缺乏保障、专用人行道被占用、断头路段使出行难、黑车盛行、道路年久失修等）、住房（违建私搭、违章出租、隐患丛生、空置数年房、设备老化等）安全（偷盗横行、网络保障不畅等）、教育（没有一所全日制重点中学、没有高考点、许多学生返程就读等）医疗（等待十年迎来私立三级医院，没有公立三甲议院进驻，公费医疗就近报销难）、文化（没有一所像样的公益性体育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凡此等等，均有一大堆问题急需解决，然而民急帝王不急，许多问题一拖再推，迄今积重难返。

举个最近例子来说，市里规定11月5日供暖试运行，13日正式供暖确保达标供暖。今年5月物业收了居民的煤改气补款，然而迄今不见试运行，询问物业，物业称不知道什么时候供暖，因为煤改气尚未验收。被逼无奈，笔者电话12345投诉，希望给个说法。可见管理之乱！不知市主管领导是否知道在被边缘化和将遗忘了的天通苑按时供暖可能出问题，50万人哪！即使13日零点起供暖，谁能保障可以不经试运行而一炮走红？

借助推荐该文，笔者呼吁相关部门对天通苑地区一视同仁，莫将天通苑变成通天怨。五环以外居住着近半北京居民，天通苑地区更为集中，市领导什么时候真正将治理天通苑提上日程？莫成天只关注首都功能区、城市副中心区和海淀新技术开发区等三区，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公平公正的实惠，要求的是改变资源过于集中在三区而忽视、无视北京的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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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的边缘化空间

郑以然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0月26日  13 版）

　从空中俯瞰北京，其空间规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由一个个的同心圆组成。自内向外增加的条条环路，分别标志着北京近几十年城市扩张的步幅。二环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贴行护城河经过内城九门，基本勾勒出北京老城区的边界。三环路于80年代打通，其北线的亚运村，东线的国贸商圈标志着北京改革开放时期的迅猛发展。四环路从90年代开始，经过十年建设，于2001年连成完整环线，而这十年也是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开始，四环沿线众多商品住宅拔地而起，北京在面积外扩的同时，大量人口也随之向周边移动。五环路于2003年11月1日全线建成通车，全程98.58公里。六环路全长187.6公里，2009年9月12日全线贯通。而伴随着五环与六环的建成，住房成本的急剧攀升，交通成本的相对降低促使北京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居住区域进一步外移。

　　北京五环外的城市边缘地带，也即德国建筑学家和城市理论家托马斯·西韦特所说的“夹缝城市”。西韦特认为，这种夹缝城市完全不同于城市环境，充满一个个分散无序的“岛”，并快速成为21世界的决定性景观。城乡结合区那些星罗棋布的城中村，成为少数本地农民和大量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栖居地。策展人崔灿灿说：“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2015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北京人口调查报告”首次披露了环线人口分布情况。数据显示，北京人口分布沿环路圈层向外拓展，呈现由二、三环内向四环外聚集的特点，从常住人口来看，二环内常住人口最少，为148.1万人；而五环到六环常住人口最多，达到580.2万人；也就是说，北京有一半人住在五环以外。而将近半数的“北漂”，居住在五环到六环之间。

　　道格·桑德斯用“落脚城市”来定义由外来移民构成的城市边缘地区。他在《落脚城市》中说：“这片由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构成的飞地，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已成为这个世界下一阶段发展的场景，充满了勤奋与希望的动力，惨遭暴力与死亡的打击，备受漠视与误解所压抑。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着历史，但这些历史却普遍遭到忽视。”“落脚城市”存在于纽约，伦敦，巴黎……所有这些全球化大都市。大城市的繁华吸引着移民来淘金和寻梦，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却把他们滞留在了城市的外围。

　　为了让这片地区从“不可见”变得“可见”，艺术家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视角。他们将视线聚焦于厕所、垃圾堆等都市阴暗角落：杂乱的棚户区，堆满工业废料的小山，住户破旧的室内陈设，在垃圾与污水间穿行的摊贩和孩童……在他们的镜头和笔下，城市边缘地区要由一些边缘化的空间来表现，厕所就是其中的一个。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厕所是一处特殊的空间，它本是一个不可见的阴暗所在，可一旦被推向前台，必然具有极大的艺术表现力。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印度贫民窟的四座厕所位于河边，木板和柱子架起一个高于地面的平面，上面又用参差不齐的木板竖着合围成一间小屋，仅容一人进入，地板中间简单凿出一个洞直通外面。主人公的哥哥坐在小屋门口收费，将来使用厕所的人称为自己的顾客。而就在主人公杰玛在里面磨蹭时，他最爱的明星阿米特巴坐着直升飞机前来。小男孩抬头，看到飞机轰鸣着掠过厕所上方的方寸天空，他眼前立刻闪现出大明星穿着华美衣衫，在豪宅中载歌载舞的镜头，与眼前厕所的破木板墙剪切在一起。对这个贫民窟的男孩而言，厕所是他的谋生工具甚至“事业”，接触粪便甚至不比错过接触明星更令人痛苦。粪便在贫民窟男孩心理结构中的位置，与在普通人，富人心理结构中的位置是不同的。

　　新左翼公共知识分子与都市文化研究学者迈克·戴维斯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中预测了地球的未来：“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筋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炫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全部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正如他这本书的标题，我们的子孙生活的地方将是一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其当下范畴包括发展中地区城市中大量临时居所。

　　贫民窟存在于大城市边缘，或许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但却是社会、经济、文化意义上的边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于2013年出版了《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一书。重庆大厦在地理上位于世界经贸中心香港最热闹的市中心，尖沙咀弥顿道，然而却是一个各色人种出没，违法乱象丛生的贫民窟，Gordon将这里的景象定义为“低端全球化”。而正因为贫民窟与城市近在咫尺的对比，才更凸显其环境的恶劣。

　　“西芦城村的艺术”

　　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艺术家靳勒进行过一项名为“西芦城村的441个私家厕所”的艺术家调查项目，他考察了北京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村，拍摄下了全村441个私家厕所，也对这些厕所的分布、外观、设施等等做了文字记录。据靳勒的调查，西芦城村现在有户口的村民一千八百多人，四百多户，而外来人口一万八千多，而这两万多人仅拥有8座公共厕所，“最大的为菜市场旁边的18平方米，有6个蹲坑，小的只有2个坑4平方米……所有的男女坑加起来只能蹲六十多人。”公共厕所的严重短缺，使得私家厕所成为了一个被争夺的空间领地。

　　在“西芦城村441个私家厕所”这一摄影作品和靳勒的调查报告可见，这些私家厕所基本上都配有门锁，不少门上还写有警告。西芦城村两万人只有8个公共厕所60个坑位，远少于所需数量。公厕的稀少和不便，使人们转而使用村民的私家厕所。城市与贫民之间的矛盾被转移为了贫民之间的矛盾，村民为保护自己的私人领地在厕所门上上锁，而被拒之门外的心急者则半带报复心态地在被锁住的厕所门外，也即主人的墙外窗户下便溺。愤怒的主人在墙上写上谩骂诅咒之语，但仍然不能阻挡内急者对私人空间的侵犯，对主人的言语调侃。

　　随处便溺在北京郊区人口密集的城中村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体现了人类生理本能与紧张的空间资源之间最直接的冲突。而这也演变为拥有厕所的阶层和没有厕所的阶层之间的冲突，在厕所这一生活必需空间为少数人所独享时，对厕所的使用权的争夺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戴维斯提到，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里，1100个贫民窟贫民窟居民和中产阶级在争夺“排便权”问题上关系紧张。“在市议会断然拒绝他们获得饮用水和清洁的公共厕所的尝试后，坎普尔1932户擅自定居居民侵占了附近的一所公务员房屋，并用它作为他们的公共厕所（以示抗议）。警方的介入使其迅速演化为一场暴乱。”而在1998年的德里，甚至有贫民因为在公共空间排便而被枪击。

　　与城市边缘这些只能称为“茅房”的场所形成对比的是，在北京的核心地带、旅游景区不乏一些星级豪华厕所。根据2003年质检总局发布的旅游厕所星级评定标准，对五星级厕所的标准极为细致严格，有近百条细则几千字之多。对厕所的建筑形式、建筑面积、装修规格用料，冲水方式，细到对挂衣钩、手纸筐、照明灯光都有详尽具体要求。譬如建筑面积要达到150平米以上；外观造型能与周边协调并形成独特景观，室外要有绿地，室内要有盆景；要采用大理石墙面并悬挂装饰画；播放背景音乐；须有高档休息椅凳；在休息室提供影视设备、公用电话，自动售货机等等。据媒体报道，2001-2002年，北京对747座厕所进行改造，建成四星级厕所64座、三星级厕所197座、二星级厕所298座、一星级厕所118座，总花费超过2.4亿元。其中，一座四星级厕所的投入将高达50万元。而在2015年最新的市政计划中提出，要在厕所内提供免费WiFi，实现“第五次厕所革命”，“在公厕内的公共区域里增设ATM机、火车票代售点，开辟图书室等，也可以在公厕外面安置电动汽车充电桩等服务设施，使公厕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休闲和虚拟网络空间之外的‘第五空间’”。

  “12平方米”

　　一件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是荣荣和张洹的“12平方米”。

　　荣荣是东村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东村原名大山庄，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在90年代初期，这里是一个破旧的村庄，房租极为低廉，其边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五环到六环。1993年到1994年间，许多实验画家、行为和装置艺术家、摄影家搬进这里，合作开始艺术创作。在这之前已成规模的圆明园画家村被称为“西村”，大部分做架上绘画。而东村艺术家则门类更多，除了绘画还有摇滚、行为艺术、摄影等等。他们用美国纽约那个以波西米亚、朋克精神、前卫音乐、先锋艺术为标签的东村命名了这个自己生活的地方，也以“东村”作为他们的集体身份，以联合创作的形态浮现于当代艺术史。

　　张洹选择了“东村”最脏最臭的公共厕所实施体验，他在一个气温高达38度的夏日正午，把自己放置在厕所的通道上，全身裸体，在身上涂一些鱼腥和蜂蜜，把无数苍蝇被吸引到他身上，一动不动坐一个小时。摄影荣荣回忆：“整个世界只有苍蝇飞来飞去的嗡嗡声和我的快门声，张洹一动不动，任凭苍蝇钉爬在他的身上。苍蝇越来越多，在他脸上、鼻子上，更可怕的是，我看到有的苍蝇像要钻进他的耳朵里。张洹还是一动也不动，像个雕塑，我紧握我手中的相机，直感到呼吸困难，生命将要终止……”

　　东村艺术被认为是对身体艺术的有力表达，其特征在于“毫不隐讳地展示身体，艺术家把身体当做自我表达的最明确载体”。在长达一小时的“12平米”的表演过程中，张洹将自己身体涂满蜂蜜当做诱饵，招来蚊蝇，与臭气和苍蝇相伴。这可以被看做是对生活中真实身体经验的极端再现——在不洁净，也毫无隐私的公厕中，暴露在臭气、蚊蝇与别人的目光中，而无法逃避，不得不屏息忍受。在张洹为此作品所写的项目报告里，将这种人的最本质的生存体验与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联系在一起，这种体验很多人都有，但艺术家把它凝固了下来。

　　这种对身体的表达常常以将个人身体融入环境为其表现方式。巫鸿认为，身上爬满蚊蝇的张洹“不仅与场地认同，而且融入其中”，“东村艺术家们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他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亲和力。张洹的这次行为表演充分表达出这种将地狱当做家园的矛盾心理，有效地将自身化入周围的废弃物中。然而这个作品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等式，而更主要的是将艺术家同周围环境间的认同和矛盾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当代艺术家这种将自我置于某种空间的创作思路意在展示个人与空间之间的张力。显露出艺术家们对于城市边缘空间的熟悉与认同。许多艺术家自己就曾经，或者仍然居住在这一地区。圆明园画家村，798，宋庄，草场地，东村，它们是北漂艺术家的精神家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城市边缘的艺术表现，也是艺术家们的自我书写，体现着他们对自己切身所处的空间的探寻，对自我身份的追问。

　　正如德国哲学家都市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的，“空间的出现，首要原因不在于其物质边界，而在于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社会联系与情感联系……空间不是由若干平方公里领域构成的一个地理范围，而是通过心理上的影响力得以实现”。艺术家在城市边缘的集体聚居，不仅圈定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而在其上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与情感的空间。巫鸿在讨论“东村”艺术家时指出：“他们与他们周围的环境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认同关系。贫穷的他们被这个‘如同地狱一般’的村子与北京‘天堂一般’的闹市区所形成的对比所吸引。这种对比感动了他们：他们这段时期的所有作品都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被压抑的欲望。”

　　许多人都喜欢说里尔克在《世界上最后的村庄》的那句话：“离开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从三环到四环，从五环到六环，圆明园画家村，东村，宋庄，798，草场地，百子湾，酒厂，总有一些北漂艺术家，一直游荡在不断扩大的城市的边缘，他们似乎是无法扎根的浮萍，悬停在村庄与城市之间的“半路上”，与作为“光明之城”的北京环路相隔，咫尺天涯。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10/26/nw.D110000zhdsb_20161026_1-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