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和朱学勤二位先生所作的学问，我本不懂，眼下双双卷入抄袭剽窃的争论，就更让我这门外汉雾里看花了。

抄，还是没抄？招，还是不招？我想它总归是该有个结论的。眼看岁月散尽，任凭众学者在媒体上吐沫横飞，却不见裁判出来吹哨，连朱学勤先生自己都看不下去：“我被指控，起于网络、传媒，但很想试一试，能否从传媒走向学术？虽‘原告缺席’，作为‘被告’，我希望走向学术‘法庭’，要求‘开庭审判’。”

我不了解朱先生，也不知他有否抄袭，但就这直面质疑和请求“审判”的坦荡，我是肃然起敬的。据说他已向母校复旦大学和任职单位上海大学递交申请，请求立即启动对自己问题的学术调查程序。我不知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现在正在做什么，只是让一个“被告”来催促“升堂”，总有点“惰政”或不作为的嫌疑。

汪晖事件之后，易中天先生撰文循循善诱，让汪晖出来接受学术调查；一干学者也联名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发了公开信，要求调查汪晖学术问题。其实汪晖先生并没有说不接受调查，他只是不说话，对媒体不说话。一个学者被指控行为不端，他有权利沉默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但沉默并不代表清白，清白与否，还是需要“学术法庭”——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审判”并作出结论。

但“公堂”呢？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常常是个怪异的现象，独立的学术仲裁往往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带有诡异的色彩，因人、因事、因时之不同，而选择存在或者消失，如同魅影一般。朱先生之请求“升堂”，本身就是一个例证；汪晖先生事件之至今不明，更是一个明证。如果汪晖事件之后，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马上启动学术调查，同时成立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我想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扑朔迷离的争论。

就像发生了偷盗事件，法院不受理，却让猜忌的双方以对骂、打架的方式私下解决，这乌烟瘴气的架势放诸民间尚且让人不齿，放任于学术界岂不更为荒唐？至于“公开审判”之后，是抄袭还是清白，自可明了。但愿汪晖和朱学勤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中国学术界正视并开启独立学术仲裁机制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