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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之父”高锟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堪称华人世界的又一骄傲。我翻出2002年《杨澜访谈录》对他的采访，与大家分享。

杨：1966年出现了这样一篇论文，它系统地阐述了用玻璃纤维代替铜导线，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理论。不过当时大多数的材料科学家都不支持这样的理论，就连权威的美国贝尔实验室也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不是这篇论文的作者坚持研究下去的话，那么现代光通讯的历史以及互联网的发展都有可能被重新改写。他的名字叫高锟，被人们尊称为光纤之父。当我在香港图书馆采访他的时候，他仍然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偶然进入了一个对未来有意义的课题。

杨：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安排的一次杰出学者的演讲当中，我看到您的题目是说新时代中新生活的新工具，听上去很吸引人，不知道谈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新工具是什么？

高：我觉得现代科技发展得很快，而且我们有三个相当关键性的科技：一个是通讯的技术信息工程；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biotechnology，生物科技发展得很快；第三个是纳米技术，纳米技术是比较生疏一点的题目，但是它的力量，将来对我们生活的改变，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情形之下，将来的发展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说到光纤呢，光纤在人们的通讯科技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于一个一般的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光纤对于他到底有多重要呢？假使今天没有光纤的话，你现在可以说不能够打电话了，因为所有的电话都是在光纤上经过光纤运输，而且互联网没有光纤是不能够做成功的。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光纤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杨：想像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电灯泡慢慢在民间普及的时候，人们觉得黑夜能够有这样明亮的持续的一个光源，都觉得非常神奇。今天你随便去问一个小孩子电是从哪来的，他可能觉得这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那么在多长的时间内光纤也会成为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部份？

高：大概就像我们用电线一样，人家觉得光纤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在后面运作，但是没有人知道是怎么样子。因为大家是每天在利用，光纤是一个基础性的、基本性的设备，家家户户都会用，而且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不会觉得那是连接在光纤上。

杨：有一个统计说，世界上比较重大的发明和发现，通常都是一个发明家或者是科学家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的一个发现，比如说爱恩斯坦26岁的时候就写了相对论，那么1966年当你写了第一篇论文来阐述光纤作为通讯传导媒介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只有32岁？

高：在当时来说，学术界普遍认为用玻璃来导光的话，损耗会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

杨：是什么使你坚持下来的

高：那个时候用玻璃来做导体是一个梦想的计划。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玻璃的透明度，玻璃是透明，但还是不太透明，我们的要求是很精准的，精度是很高的。因为假使一个讯号在一公里之外就看不见了，那是没什么用的。一公里是很深的，大西洋最深的地方也是几公里的深度。所以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你可以一直看到水底或者洋底，那是非常高的透明度，这可能是不能够达到的，但从理论上看应该是没什么阻碍的，应该是做得成功的。开始的时候我那一队只有五六个人在做，大家的想法都是说，这是一个很有理想的计划。

杨：康宁公司在1970年真正的做出世界上第一条低损耗的光纤，你有没有参与那个过程？

高：我是跟他们谈过，但是他们第一次做成功是他们自己做的，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祝贺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表现。那个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不能够在实际上用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杨：1966年你出了这篇论文，到1970年第一条低损耗的光纤出来，中间有四年的时间。我发现人们当看到一个人成功了以后，通常会很注重他最后的结果，但是会往往忽略前面漫长的探索，甚至在黑暗中探索觉得没有希望的那个过程。那么在四年的等待时间当中，有些什么难忘的事情能够跟我们分享？

高：63年到66年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很彻底地分析这个领域的发展前途。在发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分析做得非常准确。到后来，可以说百分之一百都是对的，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很自豪。做好了之后第二步要把它转过来，做成一个真正有效的零件，可以实际运用的。在你讲的那四年，大家都不知道哪一个技术会做成功，后来康宁公司、贝尔公司、我们公司，都向CVD(化学气相沉积法)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这个方向走，到1980年开始有正式的利用，所以是很漫长的一段路。

杨：你30年代出生在上海，父亲又是做律师的，你什么时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

高：这个是在学校里。我在家里还有化学实验室，也做了一些挺危险的试验，被爸爸骂。

杨：直到1970年，高锟的理论才被玻璃生产商康宁公司实现，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条光纤。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离开了英国的实验室，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电子系的教授，后来更当上中文大学的校长。根据高锟的说法，这样的决定完全是为了孩子着想。

杨：你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电子系的教授，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把这个研究工作一直继续下去？

高：我要带我的孩子们，一男一女，他们年纪是五岁七岁，我想他们应该要受一点中国的影响。我的条件很好，每个暑假就回到我的实验室去做研究。

杨：但是到了八七年你又回到了香港，担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

高：做校长最好的机会，就是可以见到很多专业的人才。刚到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教职员的心理，因为我从工业界出来，跟学术界的气氛完全不同。

杨：你当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高：没有，因为我是很听话的，我会很尊重这里的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他们可能说这人不错。


杨：做了一辈子的科学家，你怎么样看待科学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你从你的哲学的思考上是怎么给它定位的？

高：科技发展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做错了之后有很大的、真的很大的危机。好像有人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们可以再做一个人，复制人，但是从宗教方面来看，这是一定不能够接受的。

杨：虽然爱恩斯坦对宇宙的形成有重大的发现，不过在他晚年仰望苍穹的时候，仍然不免发出由衷的惊叹，这让我们看到在许多大科学家身上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越是学识渊博，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在大自然的造化面前也更加的心怀谦卑。这样的特质，在高锟的身上也能够被发现，虽然被称为“光纤之父”，不过他也一再地提醒我们，人类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在应用新科技方面特别要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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