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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27-1602),号卓吾,生活在明朝中后期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巨人,一位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中国近代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先驱。在我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中,李贽以个性鲜明而独树一帜。他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又具有炽热的个人情感;他一方面具有心系天下的胸怀,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在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结合个人敏锐的洞察力,形成了开拓性的思想体系,实现了认识意义上的融会贯通。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童心说”,而“童心说”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
关于“自由”,并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百度百科上认为自由是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对自身的行为负责。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为所欲为者无法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在人类文明已经历的阶段,人总是在某些条件下要服从他人的支配。在西方文明中“自由”的地位非常高,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中国文明中“自由”的地位相对没那么高,只要能过上好日子给人当奴才好像也没关系:“我们府里的丫头比一般人家的小姐过得还体面”。
我国专制文明到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通过强大的思想钳制维系自身统治。科举考试中读书人必须按照程朱理学的理解方式作答,而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白银大量流入我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阶层大大增加,城市生活日渐丰富,时代在呼唤新思想的产生。压抑,发泄,迷茫和探索同在。
嘉靖六年(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省泉州府一个航海世家。12岁时,他的父亲白斋公要他以“老农老圃论”写一篇文章。李贽认为,樊迟问孔子如何种菜,孔子背后骂樊迟为小人,是因为樊迟明知孔子对种菜一窍不通,还要提问。小小年纪的李贽就已经表现出了独立的见解。他的亲友向白斋公道贺。李贽认为,亲友们道贺是因为自己文章做得好,将来可能出人头地,他们可以沾光。但是李贽认为父亲对自己的期待,并不在于人间富贵。白斋公对李贽的教育方式,对李贽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贽的家境并不富裕。为生计考虑,李贽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宋儒的著作并不合李贽的口味,他不感兴趣,也不能理解。聪明的他去买考试范文,背上几百篇,很轻松就考中举人,“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这一年李贽25岁。
李贽从29岁开始做官,一直到54岁辞官,仕宦生涯二十五年。李贽为官期间多与上司抵触,并不如意,原因是“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同时在思想上李贽也感受到长期的困惑,他说“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他把五十岁之前的自己比喻为一条狗,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形成,思想自由没有实现。相比之下,其他人是狗而没意识到自己是狗,或者意识到自己是狗也心甘情愿当狗。
这二十五年事实上是李贽思想积累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他四十多岁期间先后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在南京担任刑部主事,都是闲职,得以有时间交友和求道。在南京时期,李贽受到王阳明心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大影响。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异,李贽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触动。尽管在云南期间有政绩,但还是因为得罪了上司,李贽辞官退休,于万历九年(1581年)离开云南。
李贽在赴云南上任之前,承诺好友耿定理待任满结束后到耿定理家居住和交流思想。万历九年李贽如约到湖北黄安与耿定理相聚。耿定理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不愿为官。李贽最愿意与这种人交往。在黄安期间,李贽又结识了一批好友。这段时光,可能是李贽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遗憾的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英年早逝,享年仅50岁。这给李贽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写了多篇诗文纪念耿定理,其中一篇写道: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耿定理之死,对于李贽个人是一个打击,但却无形中造就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产生。耿定理死后,耿定理之兄耿定向迅速和李贽决裂。耿定向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高官,著名的道学家。耿定向认为李贽教坏了耿家子弟,下了逐客令。于是李贽于万历十三年移居麻城。到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削发为僧。尽管如此,李贽并未受戒,也照样喝酒吃肉。他自称“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在此期间他潜心治学。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的著作《焚书》出版。这是李贽的代表作,至此李贽的思想体系基本成熟。李贽摆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千万人为敌,向伪君子和假道学们公开宣战!
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童心说”。他把矛头直指“无所不假”、“满场皆假”的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并不是指儿童的心灵,而是指成年人不失其纯真和直率之心,敢于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说自己想说的话,对一切真假、是非、善恶,做出独立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还把矛头指向“六经”、《论语》和《孟子》,认为这些只是圣人的门徒和弟子随笔的记录,大部分并非出自圣人之口。即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一时一地做出的判断,不能成为教条。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提出了“人必有私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里“无私则无心”是对“童心说”的发挥。“人必有私说”就是从“灭人欲”转向“存人欲”,一方面肯定普通民众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和正当权利是天经地义;一方面揭露统治者以“公义”美名掩盖其私欲的虚伪面目,使其不能以“公义”的名义侵犯天下人的合理的私人利益和正当权利。李贽肯定私欲私情,并不是鼓励人们去自私,而是主张彼此确认对方作为欲望、情感、利益的主体,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形成自利利他的和谐社会。
李贽在肯定人必有私的基础上讲人的平等,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他还指出,“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所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他认为,所谓“率性”,就应该承认每一个人的个性差异,确认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态度的自由,并且对他人的自由选择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让每一个人都能“各从所好,各聘所长”,充分发挥其才干,满足其自我实现的欲望,这才合乎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
李贽在发动对道学家的论战之后,立刻遭到道学家的围攻。此后李贽一边避难,一边完善他的学说。随着李贽论著的广泛流传,其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李贽的迫害也不断升级。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寓居的麻城芝佛院被烧毁。李贽辗转避难,最后随好友马经纶到达北京通州。
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万历皇帝立刻做出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锦衣卫缇骑闯入北京通州马经纶家中。李贽听说大兵们来到,从病榻上爬起,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他躺在门板上,说:“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李贽被捕后受到简易的审讯。马经纶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万历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次日,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
李贽早就谈论过自己的生死观,他向往轰轰烈烈的死,最不喜欢老病而死。他与他的学生汪本钶交谈时说:“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汪本钶当时只当是玩笑话,后来应验之后感叹道:“夫安知其为真实语也”!
李贽死后,从者写出大量纪念的诗文。李廷机在《祭李卓吾文》中写道:“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 汪本钶在《续刻李氏书序》中写道:“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
四百多年过去了。李贽的思想本身已经显得不那么新奇。但是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枷锁,开辟新的认识工具,给后世的追随者以无限的启发和鼓舞。
主要参考文献:许苏民《李贽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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